刘彦伟/文
　　
“人是好人，事是好事，但一经报道就不是东西了”，这是论坛里有人对宣传报道中夸大被宣传者“事迹”现象的评价。这样的现象应该说相当普遍，这次的雪灾中“刘吉桂救助44个湖北人”，也未能“幸免”。

如《“44个被救湖北人不懂感恩”真相》报道中呈现的，刘吉桂的救助并非免费，而海洋编导所得到的信息却是“免费”，作为信息接收者，我们不能说海洋有什么错，但这个“谎言”也不能怪刘吉桂，而是纯属之前多轮宣传报道的“惯性”使然。

说实话，我在采访调查中，感受最大的是温暖。是的，现在的社会普遍的人情冷漠、道德失落，但人性本善还是让人们心底的善良处处闪光，刘吉桂的助人壮举自不必说，湖北人也是“眼里揉不得沙子”，他们不能忍受“湖北人不感恩”这样的污点，“不厌其烦”的在网上争辩，甚至急切的打电话来提醒我们有利于被救助者一方的消息出来了，赶紧更新专题。而被救助者邓烈们为了答谢刘吉桂，宁愿让渡自己内心实际的不情愿，也要去媒体给刘吉桂的宣传“捧场”，在闻听有人批评他们不感恩后，又愤怒、急于澄清。对待负面表现出强烈的不安、爱惜自己的名誉，这样的人你能说他不是追求美德的人吗？这比起某些“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群体，不知强了多少倍。

这的确本来就是件温暖的事。刘吉桂做了大好事，帮了被困者大忙，受助者知恩图报，言语物质上都有所表示，大家各得其所、好不融洽：刘吉桂“领走”该得的荣誉和该得的报酬，受助者得到了最需要的帮助或者说解救。但正如“人是好人，事是好事，但一经报道就不是东西了”——是谁让这样一件温暖的好事，变成了“别扭的好事”？原因有三：

第一，“扭曲的道德观”扭曲人性

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的道德观，是一种扭曲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可概括为“损己利人为道德”。不是吗？我们歌颂老师，肯定是说他对自己的学生多体贴、却冷落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歌颂警察，往往是说他为了千家万户而“舍弃”了小家……就不需再举例了，总之模范都是“对得起别人、对不起自己”；一个人做了好事如果还有回报，那我们心里就“别扭”了——注意，“变态”在这里：本来是道德观扭曲了，但当这种“扭曲的道德观”被奉为标准后，原本正常的事（做好事还得到回报），在人们看来反而是“别扭的”，或者说是“不纯粹”的。

这种“损己利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虐”。在宗教中，修行的方式一般带有“自虐”性质，越是对自己苛刻，就越是高的境界，越是对信仰的虔诚；而反过来，信仰又会给人以心灵慰籍。比如今生越苦，他的心里越会得到“来世享福”的慰籍。“损己利人的道德观”，其实就是鼓励人们在现世中付出，而又不计较得失，以道德荣誉来弥补。

第二，“树典型文化”扭曲事实

正是这样一种“扭曲的道德观”，造成了进一步“事迹”的扭曲。我们知道，虽然“损己利人”是道德标准，但它显然更背离人性，也就是说我们奉行这样一个标准，但实际中往往做不到，而既然要“树典型”，当然是首先要符合道德标准（损己利人），那就要“纯粹的”好人好事（做好事无回报）。因此被宣传者和宣传者都要刻意或者无意的把“不纯粹”的那部分隐去，比如刘吉桂得到了报酬却被说成免费的。这里恐怕对被宣传者还要多一分理解，即便他因为夸大了“事迹”而感到不安，也很难表达出来，个人被裹挟在这样的“宣传文化”中，也只能随着其宣传路数“演”下去。

当这样一种“宣传文化”形成，人们更多已是无意识。媒体、当事人、受众遇到好人好事都直接往“纯粹”的那部分找，刘吉桂的“免费”，正是大家预想的、认为“合理”的、以及不存在心里障碍更容易接受的。

第三，“感恩秀”扭曲情感

“树典型”显然需要配套部分——受助者的“感恩秀”。既然是“秀”，就说明有“装”出来的成分。这种“装”分两种：一是有些人不想把自己的感恩表现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比如贫困生未必想去台上唱《感恩的心》，有些内向的人甚至不论任何原因都反感这种抛头露面，所以他心里抵触，又不得不在那里表演——是的，表演，这就是“装”出来的感恩，因而是“感恩秀”。第二种则可以说相当“恶劣”。第一种情况，可能有些救助者并不反感把自己的感恩公示出来，或者为了回报救助者，他愿意甚至必须让渡（显然这不应该提倡）自己的不情愿。但有一种感恩，它第一次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之后就只能“逢场作戏”了。

有个故事，讲毕业后大家去送同学，铃声一响表示火车即将启动，车里车外哭作一团，依依不舍，实在的真情流露，结果火车没走。等第二次铃响，大家仍旧互道珍重，但已不如第一次那么热烈，结果火车又没走。等第三次铃响，大家心里都在暗骂了：火车怎么还不走。

这个故事说明了情感就是这样一回事。那些被救助者第一次上湖南台答谢刘吉桂，为刘吉桂敬酒应该是真诚的，但这样的情感不能一次又一次复制，之后的恐怕就容易成为“秀”了。感恩作为一种情感，第一次要“抛头露面”本就未必情愿，第二次更是得“逢场作戏”，再加上大家都还有自己的事要做，在此情况下强求受助者出席，也太难为人了。

如上分析，一件好事就是这样被扭曲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还有多少模范事迹有夸大的成分？还有多少冷漠的故事其实另有隐情？这样的夸大与隐情，是否也是我们如今社会种种不道德的成因之一？

比如此次的“44个被救湖北人不懂感恩”，如果真相未能大白，那岂不是又多一次对国人的“矮化”，多一次对社会道德的失望，而这种“矮化”与失望，是我们自我“矮化”与自我道德堕落多么好的理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