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梁文道一篇文章《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文中梁文道无不委屈的说：“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美军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到了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反对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示威运动。假如这也是走狗所为，我就不大懂走狗的意思了。”
　　
　　 面对左派和右派我也有过疑惑，曾经一度有个网友追着问我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并告诉我，中国只有左派和右派，没有中间派。面对他执着的逼问，我很想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就如梁文道所言：“查‘左派’一词本来就源自于法国‘三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但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似乎左派和右派又并非如此，左和右，看来这还真是个问题。
　　
　　 梁文道的确够委屈，哲学系出身的他只把齐泽克、哈耶克、罗尔斯、阿伦特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奉为路标，却不知，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他们的思想正是美帝“奴化”我们的精神鸦片，集体在这里永远大于个体，复数的人永远比单数的人正义，政权永远大于人民，你这个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帝奴才不是走狗谁是走狗呢？
　　
　　 不过梁文道也大不必担心，狂热的民族主义前面，你并不是最委屈的一个。1960年5月11日，逃亡的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从阿根廷秘密绑架到以色列受审，并于1962年6月1日判处绞刑。这场审判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也让身在美国的犹太人阿伦特跃跃欲试，她自愿充当了《纽约客》的特约记者来到了耶路撒冷观察这场审判，在查阅大量案卷和资料后，阿伦特开始批判起这场犹太人的复仇审判，阿伦特不仅从法理上质疑这场审判的合法性，更指出了以色列此时的民族主义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于是这个从纳粹手下拣回小命的犹太女人立刻成了犹太世界的公敌，其情形，比之南都的长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朋友绝交、死亡威胁络绎不绝，甚至有人号召犹太世界拒绝承认她。不过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场喧嚣的争论早已灰飞湮灭，阿伦特也永远作为一个伟大的犹太哲学家印刻在现代史中，如此看来，梁文道这点委屈又算得上什么，又值得去计较吗？
　　
　　 昨天，我把哈贝马斯的《论人-权的文化间性——假想的问题与现实的问题》换了个平常标题而内容一字未变发到杂谈，今天看到有网友回复说“傻孩子，怎么又跑出来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和你妈有多担心呐”，那一刻我百感交集，这个当代德国人的精神导师不知道看了这么个评论会不会心脏病突发，哈贝马斯尚且如此，梁文道你就想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