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在某期《锵锵三人行》里曾说，中国还没有进入现代就直接后现代了，很多问题就由此而发。我深以为然。
某些人有话要说了，咱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好多年了，四个现代化都建设得五彩斑斓七窍流血了，怎么能叫还没现代直接就后现代呢？看官们先别急，咱们慢慢讲道理，可不能像爱国青年们，除了器官啥道道也说不出来。
现代性之中有几个要素值得这里一提，全球化、启蒙主义、理性精神，当然作为反现代性而存在的后现代自然就是反全球化、反启蒙主义和非理性精神了。全球化昨天我已经说过了，今天只想说说理性和非理性。哈贝马斯一直把尼采作为现代到后现代这一转向的标志，恐怕与信奉癫狂酒神的尼采身上正好汇集了非理性和反启蒙传统这块后现代的显著胎记不无关系。但是尼采的癫狂又不无道理，在这个因为神经梅毒（罗素语）而与老马抱头痛哭的天才身上，非理性只是一种冲动，是对建构的解构，对阿波罗神的摈弃与对酒神的敬仰，但绝对不是集体的癔症狂欢。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开篇便阐释了尼采的 “永劫回归”，这个从尼采“永恒轮回”里提炼而出的词却代表着昆德拉的一种焦虑和恐惧，他是在惧怕那回归后的罗伯斯比尔“还会砍下法兰西的万颗头颅”，他是在惧怕共和国革命群众们那后现代的癫狂又将重现。
革命的群众们何以让昆德拉如此慌张？被刘小枫誉为短命天才的毕西纳有本薄薄的小剧本，活生生的描绘出一个被癫狂革命激情冲昏了大脑的麻木愚笨群体，不过艺术终归是艺术，当不得真，我们更应该看看历史，勒庞《乌合之众》里讲述了巴士底狱的狱长被革命群众处决的经过：在被革命群众群殴的过程中，这位倒霉的狱长不留神踢到了一位看热闹的厨子，于是乎厨子便被“革命群众”们授予处死狱长的神圣使命了，“这个人，一个干完活的厨子，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于是他也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枚勋章”。当爱国的非理性冲动麻痹了这位爱国厨子的神经后，他心安理得割下了狱长的脑袋，这就是昆德拉之所以惧怕罗伯斯比尔回归的原因，没有人知道某天自己会不会突然碰到了爱国者们的手，没有人知道会不会落的狱长那同样的下场，有人说恐惧并不是死亡来到的瞬间，而是等待死亡的时刻，当托马斯怔怔望着窗外的墙陷入沉思时，那种恐惧遍袭昆德拉全身，曾经一度在中国大红大紫的昆德拉至今也不愿踏入中国半步，是否与此有关呢？
我们中的有些人今天也在发着此种症状的癔症，他们从不理性的思考问题，他们总是像打了鸡血一样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在他们眼里，中华民族随时都要到最危急的时刻了，所以他们高喊着爱国无罪的口号呼啦啦的搞起了串联，几年前因为新浪的发音像“支那”他们要抵制新浪，因为同胞“不爱国”便砸了她开的日本车，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车里女人抱头惊恐抽泣的样子，当然还有一帮把车砸得稀巴烂的爱国青年的怒吼。这对爱国青年们而言简直成了一种宗教仪式，尽管他们也不知道这样究竟有什么用，他们只是在祭坛上供奉上自己的祭品，努力表达自己的虔诚，至于几时降雨几时飘雪，只有天知道。
爱国青年们行动唯一的依据和准则便是宗教启示似的口号：爱国无罪。仿佛在爱国这一丹书铁卷下，一切无序行为都合情合理且合法，正好应证了勒庞与哈贝马斯等共同的担心，这种后现代（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癫狂，将会走向无政府主义泥沼！我们的国家并非一个宗教实体，不需要宗教迷狂，不需要胁迫，即使当我们需要抗议的时候，难道就没有理性的选择了吗？当用暴力去应对另一种暴力时，催生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古人说旁观者清，我们就听听友邦同学们《联合早报》的看法吧：“中国舆论的反击声音或许传达不到西方世界，但CNN、BBC等西方主流媒体的形象和价值观在中国肯定会大打折扣，西方敌对势力阻挠中国发展的说法也得到更多民众的认同。这股反西方媒体的浪潮已开始成为“坏事变成好事”的又一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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