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莎朗·斯通5月29日晚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她在戛纳的言论被曲解了。她同时表示，拒绝Dior在此事上的危机公关，并声称Dior以她的名义发表的道歉歪曲了她的本意。“我很难过，一段10秒钟的剪辑糟糕的影像玷污了我超过20年的服务国际慈善事业的名声，我本来是要帮助中国人民的。”她同时对中国地震遇难者表示同情，并称如果她在戛纳的言论被误解，她对此表示遗憾。（5月31日《环球时报》）

　  从愤怒到拒绝道歉，从外交部到各大媒体，喧嚣数日的莎朗斯通“报应说”陡然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恐怕很多人要大跌眼镜了。

　　传统解释学中，文本的意义是整个文本解读的中心，但当解释学发展到现代乃至后现代，解读的方法逐渐开始代替文本的意义，关于莎朗斯通此次的争议就有着此种意义上两种解释学的冲突，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哪个是莎士比亚心里的哈姆雷特呢？这真的重要吗？这难道不重要吗？

　　由于karma之争牵扯到英文和中文的文化间性，同时也牵涉到佛教与世俗的语境差异，对文本意义的探析就成了一切论争的基础。从中文上讲，“报应”一词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在佛教语境中，报应是一个中性的术语，而在世俗语境中，报应就是一个纯粹的侮辱性的贬义词，世人都知道“般若菠萝蜜”，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词不念“一般”的“般”，“倘若”的“若”？在不同语境中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或许相安无事，但放至同一语境中会如何呢？再说英文的karma，在《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英文媒体此次的报道中，karma一词之前无一例外的加上了一个“bad”，他们都认为惹怒中国人的是bad karma，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真正惹恼中国人的是karma世俗化之后脱离原始意义后的强烈侮辱性词义，英文的karma不具有这种特指含义是显而易见的，那最先把karma翻译成“报应”的媒体是否知道呢？我们那些愤怒的群众们是否知道呢？脱离文本意义乃至上下语境而去纠结一个被不同解释的词，如此风波是不是过于兴师动众？我们是在异化这个词还是在异化这个人？


　　前两天dior的道歉着实让很多人得意了一把，好像抵制某种商品就是一种刀枪不入的神功，抵制家乐福让他们连连道歉，抵制那些国际品牌让他们不断在加大募捐金额，刚放言抵制dior没两天，莎朗斯通的道歉就如期而至，人民战争的汪洋的确威力非比一般呀。不过有一点似乎很多人都无意或者有意的回避了：利润的威胁会使商家妥协，一旦这种经济威胁不复存在，抵制还会胜利吗？

　　莎朗斯通的个人言行却由dior发布道歉，这本身就说明是dior而非莎朗斯通在屈服于抵制，dior在乎的是自己的市场，如果是朝鲜或者缅甸来抵制dior，会有这个道歉吗？《华尔街日报》的看法很实际：“迪奥和其所有者奢侈品巨头Bernard Arnault都不愿惹恼中国消费者，因为中国是奢侈品业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同理，片商撤换角色，也无非因为某院线威胁要封杀这些片子，片商为了票房不得不另作考虑，即使这些动作真的给莎朗斯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人家不在乎，又能奈她何？因为斯皮尔伯格和哈里森·福特对中国的某些言行使得《夺宝奇兵4》被封杀，斯皮尔伯格和哈里森·福特道歉了吗？因为NBA球员的言行我们要封杀NBA，球员们道歉认错了吗？抵制和封杀我看并不会刀枪不入百试不爽。

　　当然，莎朗斯通到底会有什么下场我并不很感兴趣，我不是她的影迷也没看过她几部电影，所以你们可以尽情抵制尽情讨伐，反正天塌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