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公鸡排行榜与莎朗斯通——灾难不是民族主义的凶器和筹码



　　地震国殇，没人不痛彻心扉痛心疾首，然而与灾难有关的一些并不正常的现象依然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其一是四川遂宁的KFC因为所谓的“铁公鸡排行榜”六月一日被围攻，其二是影星莎朗斯通因为被媒体“sensationalism”的言论被中国媒体以及网民口诛笔伐，更令人惊讶的是已有两个昆明市民提起诉讼，要求以侮辱罪追究莎朗·斯通的刑事责任，并判令莎朗·斯通到地震现场向遇难者默哀三分钟，判令莎朗·斯通赔偿九百万美元精神损失费。我并无对地震亡灵的不敬，不过我有一点疑问，先把莎朗斯通的“karma之争”搁置一旁，以此而论，我们需要为那些曾经被我们斥为“天谴”的他国亡灵赔付多少才能免于法律的惩戒？要知道，侮辱罪之前，没有所谓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之分。

　　这两种现象与之前盛大的抵制家乐福运动除了诱因的不同外有极大程度的相似，一是背后作祟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民族的唯我论，以本民族的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弃其他任何规则和差异而不顾，不顾企业的资金动用流程和商业准则（“铁公鸡排行榜”《南方周末》有专文报道），不顾语境差异和文化间性，只有。二就是暴戾的色调，参与者们无一例外的用动机之神圣消亡了手段与形式上的理性诉求，暴力词汇与行为后，灾难正逐渐成为他们的筹码和凶器，这不是现代性语境下应有的现象，也不是一个现代性国家所应具有的大国国民素质。

　　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余英时先生发表过一篇文章《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这篇文章很直接的批判了一种利用民族主义压制民主政治的政府策略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虽然时过境迁，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脱离它应有的宿命，当民族主义越来越明显的表征出一种暴力倾向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民族主义了。

　　虽然民族是一个悠远的概念，但有趣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却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这也意味着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基因也就从出生那刻起就铭刻在民族主义的骨子里了。在时下的社会里，民族主义通常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我并非在否认民族主义者就不能是一个爱国者，只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间，确有着渭泾分明的鸿沟。

　　民族主义的发生，是基于一种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忠诚是一种空洞飘渺的感情，没有任何的价值依托，对希特勒的忠诚与对罗斯福的忠诚本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之处，同理，民族主义可以是第三帝国的民族主义亦可以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民族主义，唯一相同的一点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民族差异、文化交融以及民族国家概念的逐渐消亡等等，民族主义毫无理由的奉行与捍卫本民族的一切，甚至不惜压迫、攻击他人，因此狭隘甚至暴戾成了它摆脱不了的梦魇。而爱国主义，则是基于一种广泛的博爱，他的对象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共和国，“爱国主义基本上指的是那种对共和国，亦即对某种特定的，以保障全体公民平等与自由权限为本体的政治体制乃至生活方式的热爱之情”（Maurizio Viroli,《共和派的爱国主义》），因此，爱国主义的敌人则是专制、独裁、压迫以及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或许民族主义信奉的正是爱国主义所捍卫的，或许民族主义捍卫的正是爱国主义所痛恨的，这还不足以使得我们分清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吗？

　　当认清民族主义的这种狭隘，那些多年来对民族主义的担心便并非多余了，民族主义对民族义无反顾的捍卫的确会在维护一个民族国家的存亡之际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一个并无战事的时代，那种狭隘与偏执并不值得一再摆弄，而在国殇面前，更不应把灾难作为自己的凶器和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