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样说不？——评《中国可以说不》<一>

　　
    由于毕业论文的关系，在图书馆里翻出这本十二年前的书《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该书出版的1996年，我年纪尚小，刚上初一学习ABC，十二年后，这本书已经破破烂烂，褶皱的书边，泛黄的书页，或许唯有现在一拨又一拨的民族主义运动还在继续书里的故事。

　　书的前言是作者之一张藏藏的老婆何蓓琳所写，第一句便是：“这不是一份民族主义宣言，也不是确立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的战略大纲。”当然，这样一本胡言乱语的书自是不能影响国策，但他确是一份中国民族主义份子的宣言书。犹如何蓓琳在文中所说：“本书的一位作者说：我原来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但自从看到美英等国在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上的种种举止，深受刺激，打那以后我就慢慢地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了。”还有什么文本能比五位民族主义者合撰的三十余万字长篇巨著更适合被称作宣言书呢？

　　关于这本书写作的背景是需要阐述一下的，这个背景下的语境，其实是催生这本民族主义宣言书问世的最重要激素。

　　1996年台湾大选，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连续进行了四次军事演习，并进行数次导弹实弹射击，美国亦派出“独立号”与“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台海地区集结，局势一度紧张，一触即发。

　　这一时期，在反对“台独”这一口号下，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迅猛高涨，呼吁武力收复台湾和对美国开战的呼声不绝。1996年3月29日，台湾《中国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的文章《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在这篇文章中，余英时教授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主政治对立而论，“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张和不安。”“依照孙中山的最初构想，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今天竟出现了裂痕，这是当前最值得冷静思考的大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上海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便在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评余英时<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讲座，从此一场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争论也在学界蔓延。而《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正是这个大背景下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份大字报与宣言书。

　　光阴荏苒，十二年过去了，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未消亡，反日、反法、反韩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呈后来居上之势，虽然随着传媒的壮大和信息多元化的发展，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催生越来越易如反掌，但是对于民族主义的反思，相较之民族主义诞生地的西方，我们却有着上百年的差距。

　　在这篇前言的最后，何蓓琳写道：
　　
    “有必要给出如下结论：
    
　　美国谁也领导不了，它只能领到它自己；
    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
    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这正是民族主义所持“民族国家自决论”最典型最朴素的言论之一，我暂时省略所有繁琐的论证，仅仅最朴素的问，倘若民族国家自决是最尊贵的标准，我们何以有资格对德国或者卢旺达境内以国家名义进行的种族屠杀说三道四呢？难道我们就应该对他们悲惨的命运听之任之？当然，我并非在全盘否定一个国家自决的合法性，我只是在质问，民族国家的自决，是否便是高于一切都标准？国家以民族名义宣称的意志，是否便超越了作为个体更基本的那些天赋的权利？不要忘记托克维尔的一席话：“民族意志，是任何时候的阴谋家和所有时代的暴君最常盗用的口号之一。”

　　

　　 下期预告：  评《中国可以说不》<二>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亲美到反美，反美斗士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