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从弗洛伊德开始，文本的写作者们开始把性作为解剖这个社会的创口，比如巴耶塔，比如福柯，比如齐泽克。齐泽克在那本《幻想的瘟疫》中用了这样一则引言：突然之间，我得知我的伴侣和另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好吧，没问题，我很理智而且宽容，我接受了事实……但是，即使如此，各种形象还是不断袭来，关于他们在做什么的具体想象，她干嘛舔她那儿？她干嘛把腿分得那么开？然后我就茫然若失，冒着汗，浑身颤抖，再也无法恢复平静。这就是幻想的瘟疫，似乎我们灵魂深处天生便存在着一种悖论，就如哈耶克所引那句荷尔德林的诗：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我们的失去，往往却是因为我们力图去保护，所以齐泽克说：当亚当选择堕落保持自己的快感时，他恰恰失去了它。

　　这样一来，我们似乎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失去了如此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或者说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不正是无时无刻的在保护和维系着某种他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母语中的那些逐渐从互联网上消失的“关键字”语词，不正是蒙受着这种“保护”的恩宠？从前几个月的家乐福到现在的俯卧撑，一个又一个词语，一则又一则信息，一篇又一篇文章在某种保护的功利性目的下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种消亡汉语和思想的趋势愈演愈烈，难道这是西方反华势力的又一个大阴谋？当我们像奥维尔笔下的温斯顿一样已经没有合法的表达语词，只能依靠“新话”的时候，英语不正是要趁虚而入？当然，或许我们也可以选择脑残体的火星文，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已经回到了火星，地球还是太危险啊。

　　在这种语词的过滤系统下，其实背后隐匿的是一种刻意制造的符号性禁忌，就像电影《人猿星球》那样，他们在这四周高高树起一个又一个惊怖的符号象征，标志着这里是一片禁地，而禁地的寓意则是刻意的忽略，也许源自漠视，也许源自恐惧，因为那具飞船的残骸正是揭开人猿和人类谁才是主人的真正证明。这又回到了那个关于“她干嘛舔他那儿？她干嘛把腿分得那么开？”的幻想，当你不知不觉中陷入这种幻想的泥沼中时，你正是因为对这个女人无法抑制的欲望，而当这种欲望异化成这种瘟疫时，你已经和她渐行渐远，这道伤痕什么时候能愈合呢？难道真的可以愈合？

　　似乎这些话说得过于晦涩拗口，这不过是这个瘟疫在我身上的病症：我力图在保护我所要表达的意义谨慎从而不被阉割，我幻想着他优美而不失完整，但实际上它在行文时已经面目全非。所以我还是用齐泽克来替我表达吧，“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苏联，不仅批评斯大林是被禁止的，甚至把这条禁令公开说出来也不行。系统需要维持一种假象，仿佛人们可以批评斯大林。在这种假象下，再看看毫无批评的现实情况，这似乎表明斯大林是最好的领导，也永远是正确的。”斯大林是最好的领导吗，斯大林永远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