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称为“3M”影响的时代，其中一个M便是毛泽东。1968年法国那场让学界大师萨特都为之倾情的“五月风暴”中，身为主力军的大学生便把毛泽东和切格瓦拉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印在自己的衣衫上。可以说，毛泽东已经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刻在了战后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成为一个犹如自由女神像般的象征，从天安门上的肖像到人民币上的老人头，这个符号系如幽灵般无处不在。

　　一个符号系统后必定隐藏着一种意义指向，毛泽东这套符号系统就是一整套苏式意识形态的摹本。在正统社会主义国家有这样一种国家传统：社会主义作为历史的一项必然选择，必定需要一个伟大的人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他作为全体国民的唯一代表直接对历史的“大他者”负责。齐泽克曾对苏联的这套符号系统做过这样的描述：每一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作为符号的这个人都会首先凝视远方，然后带头鼓掌，最后全场掌声雷动。这个符号似乎并不是掌声的对象，他只是鼓掌的一员，掌声所歌颂和赞扬的，乃是这个符号所象征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之于中国便是这样一个符号幽灵。幽灵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无处不在，其二是无影无形，这两个矛盾的特征正是幽灵之所以让人生怖的结构要素。作为一具枯骨的毛泽东早已经丧失了统治的权力，但作为符号的毛泽东却依旧无孔不入的控制着我们的另一个世界，他的合法性正来源于历史的“大他者”之永恒。我还记得我刚懵懂的九十年代初，某次家人闲谈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用了“毛老头”这个指称，见我听得聚精会神他们便小心翼翼的告诉我，不能对外人讲。他讲话时的畏惧是我至今仍记得这个细节的原因，这种畏惧不是对某个权贵的畏惧，而是对那个幽灵的畏惧，是发自内心的畏惧，当然，这种畏惧的建立，是毛泽东苦心经营出的，这个经营耗费了他最后几十年的主要精力。

　　后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单纯的某个人物的死亡或者某种规范语言的消失，也不仅仅是某种不合时宜经济制度的破产，而应该是对一整套符号系统的清算，这种清算也绝不是摘下城楼上的大头贴或者搬走昂贵的水晶棺，这种清算的指向，应该是符号系统所代称的历史幽灵或者说意识形态。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个符号幽灵的某个侧脸：20世纪70年代斯洛文尼亚的某次总统选举中，二十五名国会成员们提出了与官方拟定竞选人相异的第三人，尽管这种提名符合任何一种规则制度，但很快他们便统统下台，罪名是，“反社会主义活动”。既然符合任何一项法规，却不得不面临另外一种形式的审判，这背后的玄机自然就是那个幽灵，因为在这个符号系统中，并不存在于这种合法形式的提名，合法只是这套系统的一件袍子罢了。

　　诸如这样的事件我们并不陌生，而对这个幽灵我们也似曾相似，然后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它必须被清算。如果早二十年，当奥运纪念钞发行时，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它的模样：城楼、太阳、毛泽东，庆幸的是城楼和太阳还在，毛泽东终于消失了。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去毛泽东化”或者“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航标，但是倘若它一个清算这套符号系统的标志，我们更应该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