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去年底我用繁体写了几篇文章，几位朋友说看着累，我表明原因，也表示以后不用了，现在都用简体写。而昨天晚上我与爸爸讨论过后才发现，由于我对“繁体字”简化成“简体字”的方法不了解，致使我在日志中错别字连篇，于是我写此文对此事稍做讨论。

      如果说中国的文化在衰竭，也许有点片面，不过我们就事论事，只说可能在衰竭的一个点，那就是中国的文字——汉字。
      中国古代的文化博大精深，世人皆知，但是怎么才是博大，怎么才是精深呢？汉字，这个可能正在衰竭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曾经是博大精深的，而如今，这个部分的深刻内涵可能正逐渐被国民遗弃。
      建国后，国家为了规范教育统一思想，多次实行文字改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推行“简体字”和汉语拼音，“繁体字”逐渐被之替代。由此产生并延续五十多年的文字斗争，即汉字到底要不要恢复“繁体字”，到现在也没有停，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讨论很深，因为这些年来为此争论不休的人多是专家出身，正反两方个个理由充分，这种争论大概后五十年也同样没有结果吧？
      造成这种讨论现象的原因就是，“繁体字”简化成“简体字”的方法。举个例子说明，“迹”，繁体写法是“跡”，从这个简化过程中看出，这个字是由相对比较复杂的足字偏旁简化成走之底偏旁，这种简化方法是比较成功也有说服力的。那失败的没说服力的呢？太多了，举我前文中出现的错误为例子，繁体“髮”与“發”，如今均简化成“发”，“髮”只能组词“頭髮”“毛髮”等，而“發”只能组词“發現”“發財”“開發”等，这是个较容易发现的错误，而大概今天的年轻人只要不是从事汉语工作，没人能轻易看出错误，甚至很多人看到“繁体字”就敬而远之了，何谈发现错误？
      比较常见的简化方法就是这两个或者多个“繁体字”简化成一个“简体字”的方法。诸如此类的还有“钟”字，繁体“鍾”与“鐘”，前者声部为“重”，过去为人的姓名使用，比如“鍾會”的姓，再比如“錢鍾書”的名；而后者声部为“童”，古时含义与今日“闹钟”的“钟”同义，如张继《枫桥夜泊》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还有另一种简化方法是把两个或者多个“繁体字”简化为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繁体字”，尔后把后者作为“简体字”推行并运用。较好理解的一例是“斗”，繁体“鬥”与“斗”。如今我们学习“斗”时老师教我们这是多音字，可读四声和三声，殊不知四声是“鬥”而三声是“斗”啊。把前者解释为两“王”关在“门”里，他们自然要争斗（爭鬥）；后者解释为计量单位，比如“一斗米”“多收了三五斗”等。
      以上几例都是比较多见的方法和错误，“简体字”的推行，一方面说这是汉字文化的衰竭，有其道理，因为我们遗弃了先人流传下来的文字精髓，中国古代造字的方法也随之渐渐遗弃；而“简体字”从推行到现在五十多年，早以在中国大陆扎稳脚跟，这在另一方面表明要恢复“繁体字”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我本人对汉字没有任何研究，此时此刻也只能从较浅显的角度和层次去看这个问题，我即使写完这篇文章，也许未必能得出什么结论，更没可能做出或褒或贬的评价，“简繁之争”只能由专家来解决。
      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年已经走过三十个春秋，近二十多年来，国家经济腾飞的速度国民乃至世界有目共睹，如同汉字的改革一样，它们都不是没有弊端的，国家的宏观调控会有效的解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主要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汉字的问题相对不好解决，若不主动接近“繁体字”，熟练使用“简体字”的我们能轻松面对所有文字问题，但情况恰恰不是这样，“繁体字”既被遗弃又挥之不去，矛盾由此产生。
      总之，依着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句话永远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汉字的改革是解放思想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它可能是利大于弊的，至于是不是文化的衰竭，那要决定于改革施加的对象——国民怎么去面对，作为国民，我们能够喊口号，那我们是否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