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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刘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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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独生女“化缘”度晚年

发表时间： 2008年04月11日 16时59分评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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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国民党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1岁被害……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

       李特特近照
       记者   刘畅

在北京木樨地附近一栋普通的住宅楼里，李富春和蔡畅的独生女李特特，已经在此生活了几十载。
    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中，李特特的经历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颇为特殊。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有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向警予。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革命世家”，李特特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
    “请叫我‘特特同志’吧，我最喜欢这个称呼，志同道合的朋友。”李特特坚持让记者这样称呼她。
    今年已84岁的李特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洋气、率真。鲜红色熨烫平整的衬衣，配一条黑色短裙，白色的羊绒外套，典型一个干练的“女白领”。
李特特说自己退休后很忙，“累得要命”。她从写字台前翻出一堆电话簿，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直到2008年，记了厚厚几十本。这些本子里记满了中国政界高层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手机、家庭电话。
    “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都有。”说到这里，李特特突然皱起眉头，“不过现在他们都很不愿接我电话，都讨厌我了，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化缘’。”
    带着一堆疑问，李特特和记者坐了下来，开始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交谈。

      李特特父母，李富春和蔡畅

     “成天求爷爷，告奶奶”

    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之所以叫“终身”，是因为“这项工作老也做不完”，她已经整整干了20年。
“总生气”、“总受骗”、“总着急”是她现在的生活状态。“最忙的时候，我这个84岁的老太太几乎每个月要出差，走过的贫困县城和村庄大概有两三百个。”和其他扶贫人员不同，有人形容李特特的工作是“一脚落地，一手通天”。她一边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省市区领导或北京的头头脑脑们，还有一些企业家说情、要钱；一边将得来的“好处”转给最底层村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
    李特特随身不离的有一本大相册，里面全是贫困地区百姓的生活景象：村民家里如渔网般破旧不堪的被子，黄土高坡寸草不生的凄凉景象，孩子们可怜巴巴的饥饿眼神……李特特找到可以“化缘”的领导后，就把这些照片拿给人家看，，向他们讲述穷困地方的苦，然后要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讨饭的，每到一个大机关，每见到原来家里的朋友，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这些大小官员们诉苦，都惹得大家烦了。”
    李特特露出一脸的无奈：“还有那些老板，你向他们要钱可真是跑断腿、磨破嘴。看他脸色，坐冷板凳，听冷言冷语。十有八九他们都不给，就是给了，马上也要向我提这条件、那条件的。有的要我帮忙搞批文，有的要我引荐某个大人物给他们认识，”不仅如此，李特特有时候好不容易要来的钱，在落实上又出问题。“有些县政府说好了拿到钱盖一个多大面积的厂房，一年后你再去看，结果只盖了个破棚子，钱塞进自己腰包了。”李特特急了：“他们就是看我一个小老太婆好欺负，好骗。我现在可有经验了，落实一步给一步的钱，究竟多少预算，我心里早有算盘。”
    即便如此，李特特这个高干出身却见人就“化缘”的毛病，还是和周围人格格不入。有人说：“老人家年事已高，脑子可能糊涂了。”——本来，她一个人，国家又给她配了个保姆，住着宽敞的三居室，别说安度晚年，就是游山玩水，度假疗养也不是难事；可是她偏要给自己找气受。
    李特特最不爱听这样的话，“难道让我天天坐在家里等死啊？人怎么能这样活着！现在有些人富得流油，一顿饭不知吃掉多少钱，可还有些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饱，孩子穷得没衣服穿，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
    李特特刚退休时，曾有企业看中她特殊的家庭背景，想聘其为“名誉董事长”，但被她拒绝了。她坚持要“化缘度晚年”，“我的外婆葛健豪，培养出那么多优秀革命子女，当年她在当地的县里创办女中时，也是拉着我走街串巷，求爷爷、告奶奶地‘化缘’要钱，。”
    李特特似乎在外婆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现在继承了外婆做的事，成天也求爷爷、告奶奶的。但小平同志说得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很多人当口号听，但我是革命家的后代，父辈们未完的事业我们要继续，参加扶贫工作正是我继续革命的最好方式！”

                                  李特特外婆

                            外婆的传奇

    在李特特的一生中，外婆葛健豪对其影响至深。
    “外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她16岁结婚，生了三儿两女，其中舅舅蔡和森、妈妈蔡畅都是中共第一代著名的革命家。我外公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外婆对他十分失望，一心只想将儿女培养成才。她50岁时卖掉了娘家陪送的嫁妆，凑足学费和儿女们一起走进省城学堂，之后又一起去法国留学，成了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小脚老太太。”李特特笑得合不拢嘴，“毛主席叫她‘大家长’，因为她先后带出了4个无产阶级革命家。”
    李特特兴致勃勃地给记者了讲述了外婆的传奇家世：“我外婆是湖南双峰县荷叶乡桂林堂人。她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我外婆家里的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在荷叶乡的最上层。”
    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湘军的参将，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而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又与葛健豪相隔不远。听说秋瑾是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葛健豪常去拜访。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外婆常给家人讲秋瑾的故事，称赞她创办女学唤醒了妇女的觉悟，称她是忧国忧民的革命先驱。舅舅和妈妈也是从外婆的嘴里第一次知道了‘革命’这个词。”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噩耗传来，葛健豪非常悲痛。从此，她不断鼓励儿女要像秋瑾一样做人。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形成高潮。葛健豪利用与曾国藩外孙的亲戚关系，借来600元银洋，带着儿女们赴法留学。“她都五十多岁了，硬是跟着年轻学生啃法文，经常问得舅舅不耐烦，又去找妈妈，妈妈厌倦了，再去找舅母。外婆最后甚至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不仅如此，葛健豪每晚还带着蔡畅、向警予一起刺绣。她的刺绣工艺精湛，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甚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供全家勤工俭学。
    李特特对葛健豪的感情甚至超过了母亲，因为她的生命几乎是外婆给的。1923年，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结婚不久，便发现怀孕了。“为了革命，妈妈坚决要做人工流产，虽然法国的法律禁止堕胎，但她仍不放弃。外婆极力反对，甚至说她宁愿放弃做工，也要抚养外孙女。后来，母亲才同意生下我。革命意志坚决的母亲，在产床上便做了绝育手术。”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生命，李富春夫妇为女儿取名“特特”。
    葛健豪从此更忙碌了：做工养家，吃力求学，参加革命，还要喂养外孙女。这个三寸金莲的小脚老太太，硬是挺了过来，直到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李特特辗转归国。

李特特（右二）和外婆、舅妈向警予（左一）全家福

妈妈，一个冰冷的壳
    李特特的家里，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合影。谈起父母，李特特显得既生疏，又感伤。“革命家的后代”带给她无数的光环，也让她失去了常人最平凡的母爱。
    1928年李特特4岁时，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党的一个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李特特，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这也是李特特记忆中，全家唯一的一次大团圆。
    “后来舅舅蔡和森也来了，他们都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很少回家。我们搬家很勤，一搬家，外婆就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和经费，我的任务是拿脸盆盛一盆水，然后把外婆烧掉的纸放进水里，倒进马桶。”
    李特特儿时常听见“尾巴”这个词，却不知何意。每次询问，总会招来母亲的严厉训斥。“每次搬家，妈妈都给我改姓，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妈妈老让我说谎？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问妈妈：‘我怎么老改姓啊！’妈妈严厉异常，‘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
    正当蔡畅一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艰难斗争时，他们突然得知向警予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外婆最伤心了，几天没怎么吃饭。她最喜欢舅妈，常说她有学问，又会关心人。大概一年后，舅舅再婚，外婆一气之下，一个人回了湖南老家。”
    葛健豪走后，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只剩下李富春一家三口。“我总是被他们扔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小又破，爸爸和妈妈早晨在桌上放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告诉我午餐吃油条，晚餐吃烧饼，然后就反锁门走了。我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常常没等他们回来就睡着了，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那时我刚满5岁，每到天黑，看着窗外摇曳的树影，棚顶上吱吱作响的老鼠，家具发出的胀木声，吓得毛骨悚然。”
    “后来，我们又搬进了一座小洋楼，家里每天宾客盈门，妈妈换上了旗袍，像阔太太。一会儿她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给我一个窗花，让我贴到临街的窗上；或是给我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我在门口玩。妈妈是个急性子，让搬就得马上搬，不能问。她‘训’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但究竟什么是不该问的？我不知道。直到长大，我才明白，我4岁就参与革命工作了。”
在李特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时我们家住在一幢三层小洋楼里，我和爸爸、妈妈住三楼，聂荣臻和张瑞华阿姨带着聂力住在二楼。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妈妈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时我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李特特说，在她记忆中，妈妈对她只有“训斥”，没有亲过她，摸过她，抱过她，但她又能感觉到母亲的牵挂，“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别人无法体会。”
    谈起母亲，李特特哽咽了，久久没有说话。上世纪40年代初，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和来开会的母亲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时，我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和你亲热，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日本帝国主义。’我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妈妈的表情很复杂，她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我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妈妈沉默了许久，她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我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蔡畅和小外孙

                              莫斯科的青春年华

    1938年，中共中央将一些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李特特也在其中。和她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
    “我感觉太幸福了，这里吃喝都不用管，到了礼拜天，洗澡、换衣服，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李特特和其他一些国际儿童院里较大的孩子，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与战斗。17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她还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荣誉证书，这意味着，她将随时被派往前线。
    李特特还在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一筐筐断胳膊、断腿收集起来埋掉。“我护理过一个年轻的士兵，他长得很英俊，但被截去了四肢，只剩下一个躯干被摆放在草垫子上。小伙子请我给家人写信，告诉父母不用挂念，他一切都很好，战争结束后就能回家了。我写着写着，泪水就止不住往下流。”
    在零下40℃的天气里，李特特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面渗出来，后来就干脆不戴手套，任凭血和泥土混在一起。”
    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在大学校园，她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寄托。24岁时，李特特与一位俄罗斯小伙结婚了。1年后，她生了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这件本该非常高兴的事，李特特却委屈得哭了，“我没有做过女儿，倒先做了妈妈。”

李特特三舅蔡和森

李特特三舅母向警予

                            李特特二舅蔡林蒸

                       革命家庭，影响深远

     1952年，李特特从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回到祖国。“和走前一样，父母还是异常忙碌，很少见面。”李特特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反而在父母的鼓励下，带着仅3个月的二儿子来到北大荒开荒，一呆就是3年。“孩子的父亲不习惯，他不懂中文，来北京后被分配在电信局工作。很多人议论，说我们长久不了。文化背景差异大，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党内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少。”
     作为革命子女，李特特的人生似乎注定与潮起潮落的革命洪流、国际局势紧密相联。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局势的恶化，在各种压力的包围下，李特特的丈夫与她离婚，返回苏联。之后，李特特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直至退休。期间，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儿。对于这段婚姻，李特特认为很平凡，不愿多谈。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生命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李特特已不太放在心上。她对记者说：“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国民党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1岁被害……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
    李特特说，这也是为什么她到了这把年纪，还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做点有益的事，“否则这辈子都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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