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用烟难禁在于政府“不差钱”惠铭生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19日在京召开媒体新闻发布会，建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杜绝因烟草消费滋生的腐败现象。
  若说禁止公款消费烟草的理由，可谓千条万条，比如，公款消费烟草制品，不仅违背了《公约》对控制烟草使用的承诺，更严重的是伤害了纳税人的感情，激起了纳税人的普遍愤慨等。若说公款用烟难禁，理由只有一条：政府“不差钱”。
  笔者说政府公款消费烟草“不差钱”，不是说各级财政富得流油，政府消费烟草只是小钱而不足挂齿。而是说，政府搞民生工程“缺钱”，比如，在医疗、卫生、教育和公用事业投资建设上，有些地方财政投入捉襟见肘，但只是公款消费“不差钱”。
  公款消费“不差钱”，这样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让人耳朵听出茧子来，眼睛都看疲倦了。较之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公款消费烟草算是“小巫见大巫”，虽然南京“天价烟事件”与常州一个小镇月公务招待中华烟280条，曾让国人一度震惊、愤慨。
   我不否认，中国控制吸烟协会这个建议是好的，并且也绝对顺乎民心。但是，孤立地谈公款禁烟，只是一声梦呓，在现实中等同痴人说梦。为何？一是多年来，为遏制公款吃喝、旅游和公车私用，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禁令”浩繁如星，但效果呢？未见“三公消费”削弱多少，更未见有几人的仕途载倒在公款消费上。公款消费“大头”尚且遏制不住，一个“禁烟”建议又有多大的威力？即使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出台禁烟规定，效力恐怕也很式微。二是，公款消费烟草，实质是公款吃喝的附带品。公款吃喝难禁，我们拿什么来禁止公款用烟？更何况，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政策规定上，禁止公款用烟，不是新生事物，而是早有规定。比如，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1993年规定：“会议期间不得组织游览及与会议无关的参观活动，不得招待烟、酒、糖、果等，不得宴请与会人员和发放任何物品、纪念品。”
  对于公款消费无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焦建国博士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腐败都是财政的腐败，没有严格控制的职务消费就成为腐败的渊薮。”政府部门公款消费（包括公款用烟）“不差钱”，实质上就是财政腐败。除了财政预算过软、过于笼统之外，地方政府拥有过多、且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的预算外资金，以用来自由支配、甚至挥霍。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称，2006年，实际上政府总收入至少高达67000亿元，占当年GDP的32％。而纳入预算的只有39000亿元，近28000亿元的收入没有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说，这笔巨额资金花到哪里了，从来没有提交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和监督。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公款消费的“羊毛”，更多不是来自财政拨付，而是地方各政府部门自拥的财政预算外资金。有庞大的预算外资金做支撑，政府公款用烟，当然“不差钱”。
  遏止公款用烟，不可能单兵突进，而应该将所有公款消费腐败进行“一揽子”整治和剪除，其最根本的办法是将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纳入到预算之内，不允许有预算外资金存在；在财政资金花费上，具体到买复印纸多少，买墨盒多少，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办公费用；尤其是，财政花费要透明，要有阳光监督，而不是“暗箱操作”，把财政钱变成自家钱，公务人员可以肆意消费，甚至官员将找小姐嫖娼、按摩、洗脚的费用也由纳税钱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