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能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要感谢的人有好几个，但我首先要感谢的，无疑是报社办公室的吕老师。我时常会这样想：如果当初向中青报申请实习时被吕老师拒绝，我也许就与本报无缘了。因此，对这位性情温和的老师，我一直心存感激！

以下这篇文章是04年毕业时应《大学生》杂志社所写，没想到后来进入本报的不少实习生都说看到过这篇文章，让我甚是惊讶。今天旧作重温，一是借此向吕老师致谢，二是希望此文能对那些正在实习的和将要实习的同学们有所启发。

闯入南北两家大报 告诉你我真实体验李斌       眼下不但工作不好找，连暑期实习机会也很难得。想进一家理想的报社实习，好像越来越困难。有时我很羡慕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他们常常被轻松地“批发”到某个实习基地。而我们兰州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则像一匹匹孤独的西北狼，即使闯进心仪的媒体，也要 紧张出一身汗。

　　不过事在人为，我就是凭着一股子闯劲，先后进了南北两家大报，获得了珍贵的实习经验。

　　苦等迎来机遇，闯过入门关
　　进《中国青年报》实习，我“蓄谋”已久。早在去年“非典”肆虐之时，我就迫不及待地以几个电话、数封电子邮件冒昧地打扰了该报的经济部主任。当时，报社的几十名实习生早已被打发回校，我得到的答复是“等非典过后再说”。于是，我满怀希望迎来了6月，但实习生已满员。7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踏入北京，先是去了《经济观察报》，但在那里只实习了五天，心中还是放不下中青报，就在女友的鼓动下来到了这家报社。要找的经济部主任不在，我便直接联系了负责实习生管理的办公室老师。

　　“我对贵报神往已久，这次从五环之外坐了3个多小时的车来到这里，您能让我进去看一眼吗？就一眼。”而老师轻缓而有力的回答却让我不好意思再前进一步：“不能解决你的实习问题，进来看一眼也没意义。”她所言确属实情，希望进中青报实习的人很多，如果每个人都进去看一眼，她就没法正常工作了。尽管如此，这位老师依然给了我希望，她要我8月中旬再联系，等到那时会有实习生结束实习，可能产生空缺。

　　我无奈之下正准备离开，一个偶然机会让我得知，主任下午可能会来报社。几个月前这位主任在电话中没有拒我于千里之外，而以热情、和善的态度让我充满希望。我决定等下去。2个多小时过去了，时钟已悄然滑向下午5：30，主任没有出现。我听到接线员大姐在电话里不知对谁说了句“兰大的那个学生还在等”。当我蹲在地上给主任写留言条时，有人问：“兰大的学生在哪？”我慌忙站了起来，正是办公室的那位老师。她说：“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执着的。这样吧，你下周一给我打电话……”

　　我靠巧遇促成的苦等终于走进了中青报，而在2003年1月，我从一个侧门闯进了羊城晚报社。那一次，忠于职守的保安成功的把我挡在了报社的正门外，任我说破嘴皮也无济于事。情急之下，我拦住了一位面目慈善的老者，请求他带我进去，也婉遭拒绝。等我发现不远处还有一道门，便趁人多时，大大方方的走了进去┄┄
　　同样两扇门，我进去了，但更多的人被拦在了门外。

　　四易其稿，作品方见报
　　我一向懒于动笔，因而文章总是写得缓慢而艰难，有人用“挤牙膏”来说明这种难度，可在我看来，牙膏好挤，文章却难写多了。在中青报的半年里，我虽大大小小发表了几十篇稿件，还有不少被评为“星稿”，但每篇报道的出笼都要历经一番挣扎。

　　刚进报社，我就听说，实习生在这里一个月发不了稿也很正常。当时一位名校新闻系的研究生就正在忍受这种煎熬。我自信与之无缘。没想到，我的第一篇稿件前后四易其稿，每稿都在3000字左右，才勉强见报，发在版面头条。

　　到报社的第三天，我就在编辑的指点下，抓到了一个选题。时值盛夏，北京市各大少年宫正大办各种特长培训班。我的采访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主题先行。我带着“独立比特长更重要”的框框出发了，很快就拿出了一篇3000多字的稿件，兴冲冲的交给了编辑。编辑一通“打击”，使我面红耳赤，手心的汗也出来了。但我感谢那种毫不留情的批评。随后，我采访了一知名青少年教育专家。他曾在本报发表震撼全国的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推动了中国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为采访在外讲学的他，我从晚上8点一直等到深夜12点。

　　接着，我写出了第二稿，不行；第三稿，还是不行。在急切的发稿愿望下，我在两天内完成了两次修改，每一稿都是推倒重来。这种“急功近利”导致稿件纰漏太多。

　　在对稿件的几天冷处理和大量阅读相关资料和作品后，我写出了第四稿。一位后来一直对我关照有加的记者最终指导我完成了定稿。《少年宫：只培养尖子生的艺术学校？》这篇稿件，被几十家网站和《中国教育报》全文转载。据说北京市的少年宫还组织了讨论。一个在很多记者眼里当属冷门的题材，竟有如此高的转载率，我没有想到。

　　此稿的艰难催生，说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实习生如果太急于发稿，往往会弄巧成拙、得不偿失。经过这种“打磨”后，我开始“稳重”起来，一个月只发一篇稿我也不着急。在报社，有相当自由的空间和足够多的时间让我细细“打磨”每一篇稿件。这时，稿件的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在几十篇“豆腐块”和一篇好的“大稿”之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正因如此，我在《羊城晚报》实习的40天内，虽发表了25篇稿件，且有14篇被评为好稿，但我依然没有丝毫的成就感。那种快节奏、蜻蜓点水似的采访写作带给我更多的只是浮躁、失意和什么也不想干的惰性，而在中青报，我才真正体会到做好一篇稿件的艰难与乐趣。毫无疑问，做新闻一定要快，但我更希望自己在快的同时，也能沉下心来“打磨”出几篇像样的稿件，它们通常被人冠以“深度报道”的称号。遗憾的是，目前，我对这一报道题材的尝试还未真正开始。

　　我想，对一名记者而言，最痛苦的事情可能莫过于多年后在翻阅厚厚的作品剪贴本时，才发现大多数稿件竟然连自己都不忍卒读。如果硬要我说出较为满意的报道，《拍卖师披露央视广告竞拍内幕》这篇不足2000字的独家新闻应该算吧。我在北大听完那位一连7年执槌央视广告竞拍，被誉为“中国拍卖行业第一人”的拍卖师的报告后，顾不上吃晚饭，就在女友宿舍一台键盘不太好使，一不小心就删掉我一行字的电脑上将稿件一气呵成。稿件第二天发表在版面头条，除了编辑添加的几个大小标题之外，改动很小。我因此赢得了报社老师们的赞赏。一位编辑甚至说我“对新闻的感觉和把握比报社一些记者要强”。他们毫无保留的鼓励让我感动了许久。

　　尽管我在报告现场向拍卖师表明了身份，他也并未交待“不让报道”之类，但这篇旨在批评央视垄断的报道对拍卖师本人造成的影响，却一直让我愧疚。我主动给远在上海的他打了电话，诚恳地表达了歉意。拍卖师没有为难我，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宽容、大度和修养。

　　在报道中如何避免对当事人，特别是无辜的采访对象造成伤害，我想，这是值得每一个记者认真解决的问题。

　　采访冲突，险遭不测
　　 我热爱记者这个职业，虽然选择它，意味着我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和风险。而新闻之“场”瞬息万变，犹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不断牵引我向前迈进。
　　 在羊城晚报，我第一次采访了危险的突发事件，也因经验的缺失导致自己被打，数码相机被抢。那次经历加速了我提前结束在该报的实习，让我亲身体验了一回记者的风险和希望落空后的巨大失落。

　　 2003年2月11日晚9点，一位记者给逗留在报社的我传达了刚接到的任务：马上赶到XX花园，采访几千名业主的游行集会。他在递给我一台数码相机时，叮嘱道：“注意安全，保护自己。”我和报社司机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我一下车，就被蜂拥而至的人群包围，一时间七嘴八舌、唾沫横飞，郁积在业主胸中已久的不满似乎要全部向我倾泻。当时的广州，非典恐慌尚未平息，数不清的病毒随时准备“出击”。我和这些维护自身权益的业主们一样，忘记了病毒可能带来的危险。

　　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记者”。我不断地选择角度拍照时，闪光灯刺穿了黑色的夜幕，也吸引了恶者的眼光。十点左右，一名业主正帮我拍照，突然，广场灯光全部熄灭，几乎同时，4、5人的拳头重重的击在了他的头上。我忙上前抢夺相机，头部也连中几拳，大腿被人踢了几脚，采访本被撕烂。（如果相机当时在我手上，被打得很惨的将是我，好心的业主保护了我，却身受重伤！）在前后不到20分钟内，广场灯光两度熄灭，业主们两次惨遭野蛮殴打，至少有8名业主受伤，大多头破血流，有的昏迷。据了解，打人者多是小区保安，他们身着便装混在人群中。而广州警方则至少出动了包括防暴警察在内的几百警力，附近交通中断3个多小时。

　　我向报社简单的汇报了现场情况，然后采访了临时业主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基本了解了物业管理公司的种种劣迹。我还试图采访物业公司的领导，但无果而终。十一点左右，我和报社赶来增援的一名记者在一家酒店详细采访了受伤的6位业主。凌晨三点，广场上还聚集着上百名业主和不少警察。五点多钟，我回到报社，喝了杯咖啡便开始写稿，早上七点半左右，2000多字的稿件在截稿前已被传到了要闻编辑部。稿件据说已上版却终未能见报，等待着7000多名翘首以盼的业主，是深深的失望。

　　 媒体屈服于广告商的压力和利益，在中国绝非个别现象。事发当晚，据说广州一家大报在多次接到业主们的电话后无动于衷，也是因为广告。在广告商和受众之间，媒体的天平往哪边倾斜，可以看出一家媒体的品格。

　　 在中青报，我没有遇到类似的突发事件，只为写稿熬过两个通宵。一篇近4000字，刊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一篇为中国《新闻周刊》而作。我还曾有幸和报社的一位编委兼新闻采访中心主任，一同采访了来京出席会议的5位农村教师代表，结束采访时，已到深夜12点。当出租车带着我们在车辆稀少的大道上飞驰时，我为一个职业报人的作风而感动。后来，这位老师在百忙当中还不忘给我机会和指点，使我在有限的实习期内获益匪浅。

　　 今年七月，我将在中国青年报正式开始我的记者生涯。我知道，我会和众多优秀的前辈一样，将熬夜视为家常便饭，并期待着风险中的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