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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隧道塌方活埋五人，记者冒死混入深夜会议

发表时间： 2007年11月15日 22时39分         评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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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隧道塌方活埋五人，记者冒死混入深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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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日凌晨3时10分左右，位于南京市浦口区的合宁(合肥-南京)铁路亭子山2号隧道工程在顶部支护换拱作业时发生局部塌方，现场作业的23名工人有18人及时撤出，5人被埋丧生。9月2日深夜11点许，工程承建方中铁二十四局董事长王北京、总经理韩家英赶到施工现场，连夜召集有关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上至国家下到市里的检查。一个偶然机会，记者得以“混进”会议现场，旁听了整个会议的前前后后。会议上，中铁二十四局安质处副处长坦言了施工项目的不规范操作，但中铁等相关负责人仍然探讨如何编造谎言，甚至不惜“要强词夺理”，将事故往自然灾害上靠。
原载《南都周刊》（广州）2007年11月9日
深夜会议现场


记者手记：我是如何混进会议的

9月2日下午7点，当我正在南京莫愁湖边散步时，得知长江大桥的另一边发生了隧道塌方事故，第一反应就是：我应该马上出现在现场。在前往工地的路上，有人告知，承建方中铁二十四局有关负责人刚抵达南京，正和我一样赶赴事故现场。


考虑到出租车进入工地惹眼，我叫了南京的朋友开车送我。我们跟在中铁二十四局的车后，轻易地“混进”了有人戒备的工地大门。


趁着他们寒暄的时机，我先到隧道现场。距离塌方处十米外，只有一个年轻人还在干活。我悄悄塞给他一张名片，让他出隧道后给我电话。随后我赶到工人宿舍，找到一些现场目击者。


走出工人宿舍，中铁二十四局等一干人已在会议室坐下。我先在旁边的房间夹板内装上录音器。但我并不甘心，我要进入会议室旁听。

当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工地车坪上有上海、江苏、福建三地的车牌，我判断会议室里面的人大概来自这三个地方，彼此不会很熟，这构成了我能够从容旁听的基础。而那时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突破两个门卫。


最终，一个工人帮我弄来了一张“隧道抢救通行证”。我挂着那个蓝色牌子，走了进去。进门的前几秒，是最危险的几秒，很多人的目光都会往你身上晃。于是我一进门就直接去拿一瓶矿泉水，动作故意放慢。待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会议议题时，我才落座。


随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录音、拍照，当然，还要从会议室的电脑上现场打印相关资料。凌晨1点21分，会议结束，我紧跟着中铁二十四局董事长王北京后面出了门。


随后我折身到工人宿舍，带走了两名目击者，最终约凌晨4点许完成了基本的采访。通过和他们的交谈，我得知事故的发生很大程度跟施工的不规范有关。同时，为核实与会者的确切身份，我决定再一次到工地调查。


当我在9月4日晚10点再次赶到工地时，会议室依然在开会，不过新面孔增加了很多。为了核实准确姓名与职务，我必须询问与会的“内部人”。


旁听了一会儿会议，我瞄准了会议室电脑边的一个年轻人。靠近他坐下后，他告诉了我想要知道的一切。但旋即，他警觉了起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嘟囔了一句，“工地的啊！”我心里正盘算着借上厕所走人的时候，年轻人抢先出了门。我用余光看到他走向门外，向一个高个子报告了情况。随后，高个子径直进门，向我走来。


可能是顾忌到现场还有别的领导，他没有单刀直入，而是借用电脑之名，要我给他让个位置。我心里清楚他为何而来，趁着让位时机，起身，准备走出会议室。他见此立刻问道，“干什么的？”我瞪了他一眼，将目光移到胸牌上，刚说完“工地”这两个字，我的喉咙就突发性咳嗽。跨出门的瞬间，我感觉到自己的背后有至少4道目光。


我提醒自己，要摆脱他们，于是对着拐角另一侧的陌生人，喊了一句：“老张啊，没烟了，小卖部现在有人吗？”那个人一脸茫然。而我在喊完之后，就走向“老张”，折回到工人宿舍。


我给来接我的的士打了电话。的士在30分钟后才赶到，停在工地大门外100米处。透过宿舍门口，我看到工地大门口有三四个人。我叫醒了一个年轻工人，要他陪我这个“表弟”出门。


工地外一团漆黑。的士司机想给我照路打开了车灯，我急忙向他摆手示意掉头关灯，但他没有反应。为了避免警觉，我不能跑动，只能常速往的士走去，刚上车要离开时，工地里已经跑出了两个人，边跑边对着我喊：“站住！”司机不敢开车，如此情势，我只好下车。


他们冲了过来，迎头就喊：“你是干什么的？”正在我和这两个人交涉时，工地内一个包工头也赶到了。他拿着电筒，晃到我的“表哥”脸上，说：“这个是工人，我认识”，然后转向我，吼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怎么没见过你？”“我来这里才两三天”，然后我责骂起我的“表哥”，“出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一个电话都不给家里打！……”


当然，最终以“误会”方式结束盘查。整个场面极具戏剧性，司机看得入神，车开了半里路，才想到打表。离开亭子山口，我开始担心送我出门的那个兄弟，于是给他发了短信。


第二天早上收到他的回复，上面写道：最多挨顿打，不怕。

事故现场（新华社照片）


南京隧道塌方活埋五人，记者冒死混入深夜会议




“多找客观原因，统一好口径”



“你如果不弄好，那明天部委领导问起我们来，就像审罪犯一样”，中铁二十四局安质处副处长徐宝域环视了下与会者，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议，让他有些倦了，说完就自个儿点起了一根烟。

此时，已是9月2日深夜近12点，南京市浦口区最偏远的星甸镇亭子山口却灯火通明，工地的会议室坐着中铁二十四局董事长王北京、总经理韩家英等人。


20个小时前，合宁铁路亭子山2号隧道距东隧道口314米处发生塌方事件，五名工人当场丧生。而中铁二十四局正是这项逾43亿元工程的承建方。


工地的会议室，简陋而狭小。身着短袖白色衬衫的王北京，戴着宽边眼镜，微微有些发福，一进门就径直在会议桌中央位置坐下。总经理韩家英坐在左侧，右侧是安质处副处长徐宝域，项目经理、副经理等其他人则坐立左右。参加会议的，共计12人。


会议室门外，两个年轻人紧张地左右环视，呼拉拉的山风，也没让他们的脚步停下来。两个工人还在烧电氧焊，时而猛力击打钢管，沉默如夜。前面就是几间工人宿舍，混合着袜子和汗味，梁谦广正和另外两名工友半躺着打牌，而阮长征蜷缩在宿舍的最角落，对于正在进行的事故善后会议，他一脸不屑，“领导开会都是做样子，要真在意我们这些工人，根本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


(40岁的阮长征，戴着眼镜，此前从未有过隧道施工经验。他的哥哥是喷浆班的一个小包工头，去年9月才被哥哥拉到工地上帮忙。在20个小时前的塌方事件中，他在两米远处目睹五名工友被碎石和钢铁所吞噬的全部细节。


隧道里两个拱架相距两米左右。拱架下面各有一个9米高的台架，台架顶部是钢丝网，以便工人站立施工。五名换拱工人在东边台架上，其中一人在烧电氧焊，另四人负责钻混凝土。与他们相距两米的西边台架下方，阮长征所在的喷浆小组正在作业。


9月2日凌晨3点10分左右，阮长征爬到台架的一米处，盘算着要喷完这个区域需要多少浆料。突然，他听到梁谦广在喊：“关机器！”电焊机、喷浆机的噪音，使得后面两个送料工人毫无反应。虽然不明白梁谦广的用意，阮长征还是迅速地把这句话跟着喊了出来。


36岁的梁谦广发现了事故的征兆。作为一名有着16年隧道施工经验的老工人，他看到两米外的拱架变形，在缓慢地向内壁弯斜。在喊完这声后，他迅速跳下了台阶，一边朝着隔壁台架上的五人喊叫，让他们赶紧下来，一边向后面的安全地带奔跑。


听到“关机器”的喊叫后，送料的李姓老人就伸手去关，力气有限，他无法拧闭开关。看到梁谦广在向外奔跑，什么也顾不上，也顺势跑了出去。


隔壁台架上的五人，有三人正在作业，两人坐在台架上休息。似乎是听到了喊声，坐着的两人张望着起身。阮长征还在台架1米处没下来，他看到拱架压了下来，当场就打倒了站立的两个工人。雨点般的碎石块，打在他们的身上，瞬间堆满了钢丝网，台架承受不住，两边支架向右倾斜。随着石块落下，改变了支架重心，像是一个弹簧，支架迅速地反弹到左边，形成一个褶皱，把原本在顶部钢丝网上的五名工人，迅速吞噬在了石块和钢铁之中。


拱架顶上的塌方，引发骨牌效应，波及到隔壁的拱架。而阮长征那时还在隔壁拱架下方左侧，他直接从拱架下面的空隙退了出来。


挨着两个拱架连续坍塌。瀑布般的碎石，还在不断下落。身后是震耳欲聋的声响。阮长征等18名工人最终从西隧道口逃出。)

自从塌方事件发生之后，阮长征被要求继续上班，“以尽快完成工程进度”。而中铁二十四局的领导则忙着召开应对会议，根本无暇顾及工人的惊恐心理。


王北京简短地听取施工现场的目前情况后，便要求总经理韩家英开始部署工作。


“首先需要固定两边，要将塌方区域控制在六米范围之内，不能再向两边扩展”，韩家英给王建名(音)等人分配了任务，要求他们带人加紧抢险。


“关于善后事故处理，每一家都要有一个小组，他们家人是否要来工地，什么时候来工地，都要报王总”。会场持续有人接听电话。韩家英眉头微皱，推了推眼镜继续部署工作。


“可能分开处理要好一些。”王北京的这句插话，让现场发起了简短的讨论，最后决定还是“统一处理”，而赔偿事宜，则还需继续讨论。韩家英说，“现在中央强调构建和谐社会，这个讨论，我们内部知道就好了。”


(就在会议讨论善后处理的时候，远在湖北洋新县的死者家属们在开往南京的火车上。她们已经得知了噩耗。


柯美志也是换拱工人，与5名丧生者都是湖北洋新县人，在半个月前，他们一行26人一起刚抵亭子山隧道。事故发生后，工地领导担心丧生者同组的人“乱说话”，于是，除了2名炊事员，柯美志和其余18名换拱工人当天就被送到了比邻的安徽省一家宾馆。到了宾馆后，这群工人再也拨不通工头的电话，于是，柯美志等人又在9月3日下午赶回了工地。记者在工地旁边的出租房找到他们时，一些人在打麻将，一些人正在睡觉。没有一个人愿意透露丝毫信息。据知情人介绍，他们都是被工头“叮嘱”过的，不准乱说话，他们每人都领取了100元的封口费。)


正在商讨善后处理的时候，会议室隔壁突然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哭泣之声。有人下意识地向窗外望去，外面黑茫茫的一片。


“事故发生了，我们需要做一些公关工作。”此人突然扭头朝向会议桌说道。


“明天部委检查组的人就要来了，而我们一些资料却还没有准备好。”


“都有哪些部门要来？”


“市里的，省里的，还有国家安监总局的，交通部，铁道部等等，塌死的人一天不出来，一天就有很多部门盯着”，韩家英说，“我们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谁接待总公司，谁接待区的人，市的人，省的人，建筑的人，还有国家安监总局的，中铁六局的，统统由分公司的人去做接待工作。”


“明天事故调查组要到，一定要准备充分，”王北京说，“大家商议商议，要多找客观原因，统一好口径。”


“要尽量往自然灾害上靠”


此时，已是9月3日凌晨0点10分。接下来，一直到会议结束，全部时间用于讨论如何应对事故调查组的检查。9月3日上午9点，事故调查组将在浦口区召开调查会议。


“我们配合调查小组的负责人是徐宝域”，王北京转向徐，要求他把需要的东西整理出来。


随后他对项目经理、副经理，正言道：“这是对我们一个严峻的考验。刚才我们找到了最有利的四个方面，等下徐处长给大家讲讲，明天你们汇报工作，才能够把情况讲得清楚，才经得起别人问。”


随即，他向徐宝域示意。


看到现场的项目经理和副经理没有特别的反应，王北京又插了一句话：“徐处长讲什么东西，你们要记一下”。旁边的项目经理迅速从电脑桌边取了纸笔，自己留了一份，发给了副经理一份。


“我们总的目标，要尽量往自然灾害上靠，如果不融会贯通，你靠也靠不上。”口才甚好的徐宝域挺直着身子，左手拿着烟卷，右指有力地指向桌面。后半段会议像是徐宝域一人在给项目经理们上课。


“我们要强调事故的突发性，要说那是突然塌下来的”。他同时还插科打诨讲起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事故发生后，有工程管理人员说是突发事件，徐宝域听到建设部一副部长对此发飙，“什么突发性，纯属胡扯！塌方之前肯定有变形”。


“只能这样说”。徐宝域教育项目经理要机灵。


最后，针对“突发性”这个重点，徐宝域进行了补充。


“如果真问到‘累计变形这么大，你采取了什么措施？’你就可以这样回答，我打了锚杆。”

(根据本报记者调查，事故发生前有明显的征兆。7月份的监控量测显示，DK1179+140段7月就变形、沉降幅度较大，特别是施工下台阶及仰拱时初支面局部掉块，开裂比较明显。)


“突然的原因，那就说是雨水，要特别强调今年南京的雨量”，“没有水就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不从南京雨量下手，我们就找不到自然灾害的理由。”为防止明天的检查组看不到雨水，王北京还特地安排了人员现场去隧道拍照，“水流干了可就不行了”。


“之前南京有下过一场很大的暴雨，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要往雨水上靠，另外，我问了一下，前天和昨天，这个地方都下了大雨。”徐宝域说，“要强调雨水，要说土质得到了雨水的软化，进一步推导，引发了突然的塌方”。


(9月1日和2日，南京确实下过一阵雨，不过都是小雨。记者从南京市气象局了解到，事发当天有3.5毫米的小雨，9月1日南京地区降雨量仅7毫米。更前的日子，除了8月29日有28.5毫米的降雨量外，之前一周一直没下雨。)


“换拱的方案，要这样说，是一下子换一坪，一坪是分段换的，换一节我顶上一节，换拱按照顺序来换，你的施工方案才是合理的，也是科学的，这个地方上的专家不那么专的，你这样说，也就蒙混过去了”，徐正言道，“我看了下，起码方案是不合理的”。


王北京插话说，“我们要强调，是按顺序在换拱，方案本身不规范，但我们要这样说”。


随后，徐宝域又强调，一定要坚持说换拱方案是合理的，不单单要强调是一坪一坪地在换，而且每一坪都还是一节一节地在换。


(而据记者调查，换拱并非是一坪一坪地换。而是多个位置开口，这边拱架放了炮，隔不了多久，旁边拱架又开始放炮。喷浆班工人涂诗满早就预言过，“这样搞的话，迟早要出大事”。涂诗满告诉记者，“这边还没有喷好，水泥还没有打上去，相隔五米就又开始放炮，地面震得人心惊胆战”。他表示，如果是一坪一坪地换拱，根本就不会存在塌方的问题。)


“那只能强词夺理”


换拱的不规范显然还不是徐宝域最担心的。说到塌方区域的二衬没有及时跟进的问题，他激动起来，“你为什么二衬没跟上，那只能强词夺理。”


王北京要徐宝域再好好想想，要把强词夺理的这个“词”想出来。


徐宝域双手一摊，说：“确实不好说，我也没办法。”


不过，徐宝域还是想到，如果问到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的围沿还没有稳定，只能这么说了”。紧接着，他表示，这里面有一个很内行的问题，那就是土质不好，你的台阶为什么拉得那么长。“如果有人问到这个，我也不知怎么回答了”。而按照施工常理，地质越差，台阶应该越短，这样才容易形成闭合圈。


徐宝域说完一个应对点就有短暂的停顿，以方便项目经理等人做笔记，以应对明日的检查。


(记者调查获悉，塌方段上台阶在今年5月4日完成，下台阶在今年7月19日完成，仰拱在今年7月21日完成。该塌方区域的头衬在2个多月前就已被打好，按照施工规范，必须要在头衬打好之后的半个月内打二衬，然而，时至事发时，DK1179+140～127段二衬都没有跟进。由于没有及时打二衬，加之上方岩层不好，34米长的区域内，头衬全部不合格。需要打掉头衬，重新浇灌混凝土。而这5名换拱工人，正是在打掉头衬时丧生的。)


夜渐渐深了。


王北京最后重申了应对部委检查的重要性，他要求所有人员“高度重视”，并让项目经理等人迅速消化，“要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东西，到时才讲得出来”。


9月3日凌晨1点21分，会议结束。


在这个商讨如何隐瞒真相的会议室外，事故发生地——2号隧道里静寂无声，而工人宿舍里，梁谦广懒洋洋地抽着牌，目光有些呆滞。2004年他在福建顺昌挖隧道，也是近距离看到塌方。在他的眼中，刚过去的事故，就像是一副牌，死掉的就埋掉，而没死的，就继续出牌。而阮长征则独自躺在床板上，心绪繁复，虽然换上了新眼镜，但很多东西他依然看不清楚。

《南都周刊》记者 陈亮 南京报道 编辑 潘葱霞 美编 康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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