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提升粮价的方式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在重庆的永川、合川、璧山等一些粮食产区，不少农民因为种粮赔钱已经不愿意种粮了；还有些农民表示，收完这一季，他们就不再种粮食了。数据表明，目前重庆已经有11%的耕地已经不再种粮，在不少农民眼中，种粮已经成为了副业。（见4月27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在国际粮食市场风雨突变的当前，粮价问题引发了多方的关注。从报道中可以看出，重庆市一些粮食产区的农民，宁愿将耕地转租甚至是撂荒，也不愿意种粮；而种粮农民也丧失了精耕细作、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提高单产的积极性。原因无他，在种粮不如打工、不如改种经济作物的利益比较面前，农民和种粮大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粮食问题和吃饭问题固然都是民生问题，但如果没有利益比较优势的话，农民们自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如果“粮价上涨，农民却不愿种粮”的怪圈长此以往的话，毫无危言耸听地说，粮食问题早晚要成为一个大问题——纵观全国，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共性存在的问题。具体到解决办法，“半小时观察”说的好：面对这种现实，单靠行政处罚手段或市场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方面需要国家加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部门在种子、农药、化肥这些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的生产原料价格方面加强调控。

　　在笔者看来，作为重要补充措施之一的、用提升粮价的方式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做法，也应该在整体宏观调控、细节微观把握的基础上被采用——尽管采访中重庆市农业局副局长张洪松认为，目前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虽不合理，但粮食属于刚性消费品，它的价格一涨，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跟着上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最受伤害的就是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和外出打工的人。

　　对于张洪松先生给出的解释，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且不说2亿多打工仔同为粮价提升行为中的受益者，粮价上调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政策、经济等手段，抑制这一上游性商品对商品价格的整体影响；就目前的粮食价格而言，国内粮食整体价格偏低是不争的事实，占国内人口数量多数的农民群体长久以来都是受害者的角色，提升粮价可增加农民收入；就目前情况而言，粮价的微弱上涨、种粮补贴的加大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对种粮原料的价格调控，终究是“敲偏鼓”类的措施，农民接收到的最大快人心的、直接的信息，注定还是粮价上涨，农民在计算综合收益、或者说综合收益计算中的“大头”，势必还要通过粮价上涨来实现；从土地日渐流失、减少的角度看，种粮收益的增加，农民必然会增强土地的自我保护意识，进而有利于土地的整体保护；在国际农产品市场日趋一体化的情况下，中国低粮价的局面不可能长期处于不受波动的平和的一隅而不受影响……

　　所以笔者认为，适当提升粮价，不失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到上涨的幅度，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自不难解决。用长远目光看，对中国这样一个超级人口大国而言，自主掌握粮食供给富足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提及，也不为过——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忧患意识，更要有敏锐的具体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