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事，一说便俗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5月5日来源：http://iaps.cass.cn/xueshuwz/showcontent.asp?id=1252　　先哲的人生是一部大典，可供我们反复学习和品味。杨绛曾撰文谈及文革期间与住进自己家中的“强邻”发生纠纷的事。据杨的记载，事件发生后，“（钱）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杨沫的《青春之歌》发表后，曝得大名，书中将以其前夫张中行先生为原形的人物余永泽写的很坏，但张先生至死不愿辩驳。元末画家倪云林曾被军阀张士诚之弟张士信派人抓住暴打一顿, 倪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发一言。当有人问受此侮辱为何竟不说一句话,他的回答是: “一说便俗。”这些例子，都在表明，在与“与坏人坏事做斗争”方面，鲁迅所主张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种方式，避而远之，也是一种方式。
　　“不说”，绝不意味着妥协，也不等于宽容，而是一种鄙视与不屑。我很同意曹鹏的说法，雅士君子受恶人小人侮辱坑害,实在不值一说,因为曾与恶人小人有过接触与过节,已是不雅；君子雅人与小人恶人相处，必然是受损害的一方，在这种情形下，“三十六计，以走为上”，如非要讨个说法，结果只能是蒙受更大的损失。进一步说,不惜拼耗宝贵时间与精力，和恶人小人一般见识，拼个鱼死网破，争个你高我低，无异于清者自觉自愿地堕落为浊者。退一步讲，小人恶人时时算计、念念不忘的，无非是多占些便宜，多捞些“实惠”，如“拓展生存空间”。但住房毕竟不是国家的领土或领空，对于有更高、更远追求的钱家人来说，“让他三尺又何妨？”因此，在钱家与“强邻”发生了那场不愉快后，很大程度出于“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的担心，“我们仨”义无反顾地“逃之夭夭”、“流亡在外”了。试想，如果钱锺书一家寸土不让，继续与“强邻”纠缠和苦斗下去，无端降低和毁坏了自己人格和操守不说，妨碍了一门心思做学问，那才真正是巨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而如没有主要在“流亡时期”写就的《管锥编》，钱锺书恐怕也就不再是钱锺书了。
　　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上。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诚然不错。但这个责，无疑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承担。正如人类有君子好小人之分一样，世道也有治世和乱世之分。对于乱世，革命和改良都很正确，而改良，在身体力行方面，则有“律人的”和“自律的”之分。清末康有为和梁启超策划变法维新，反右和文革期间，林昭和张志新大义凛然，反抗黑暗专制，还有陈寅恪壁立千仞，不惜以玉石俱焚为代价坚持“不合作主义”，这些，都属于“律人的”的改良。而我们的孔子，则明显属于“律己的”改良派，即主张对乱世要避而远之，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其实，有些专业的知识分子，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能够单独作业，“世人皆醉我独醒”。对这些人而言，生于乱世，恪守做人的原则，独善其身，最大限度地做自己能够做的事，同样能够有所贡献于社会的改良与发展，更何况多数世道，都介乎治乱之间，对真正爱好学问的人来说，愤世嫉俗，甚至像堂吉诃德挑战风车一样去批判甚至对抗之，未必就是上好的选择。读书多年，我发现，多有杰出的学者，从不怨天尤人，哀叹生不逢时，即使生于真正的乱世，也是“我心不变，我志不渝，”该干啥，还干啥。如前文提到，《管锥编》的主要篇幅，就是钱锺书在文革乱世中写就的。对这样的先辈，我很赞赏，也十分敬服。
　　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有时的“不说”，也可收“无声胜有声”之效。今年3月19日，《环球时报》刊载了刘道衡题为《面对西方杂音中国更加淡定》的文章，说随着一些敏感“纪念日”的到来和临近，国外一些政治人物、媒体、团体和个人，又开始了几乎是例行公事的对华“骂战”。以往此时，中国人往往会很愤慨、很激动，或迫不及待反唇相讥，或字斟句酌逐条反驳，显得对这种骂声相当敏感，相当在意。可近来这种情况出现了相当的变化：中国人似乎不像过去那样“怕骂”了。“当面对外国的骂声时，中国人越来越淡定了：不再逐条逐句反驳，不再因一句话跳起来，而仅仅是阐述自己的立场，并在原则问题上表态；不再对某些刺激性的语言作瞬时反应，而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可听则听，不可听则否。”关于这一变化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在于中国日益强大和自信，但我要加一条：外交理念的成熟。我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实在没有必要对洋小人和洋恶人睚眦必报，从而耽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千秋伟业。面对国际上的各种杂音，正确的态度是“我们不理睬它”，最好的选择则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把自己的事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