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我很想母亲
冉乃彦

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她90岁高龄，才到石家庄我二姐家度过了她最后的四年。母亲是我在世界上最亲的人，她离开了我们之后，我感到好像世界变了样。每当想起她，一种温馨、留恋和孤独交织在一起的奇怪感情，就笼罩在心头。今天写回忆母亲，不知为什么眼泪总是不断地涌出。
母亲总是默默地做事，轻轻地谈话。母亲对我的教育，说的话很少，绝大部分是她的行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在当时，对她的所说所做，我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特殊之处，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伟大了。但是，现在想起那些当年的小事，其实有许多是很不平凡的。
舍己为孩子
我父亲是勘探中印公路的勘探队长，不幸在抗日时期因公殉职。靠着同事有限的捐助，母亲拉扯我们兄妹四人艰难度日。那个阶段，坐着卡车搬家是我童年时代最经常的事情。
有一次卡车行进在山峦之间崎岖的公路上，大人们都很紧张，因为听说这个地段经常有土匪出没。果然在深山的转弯处，出现了几个打扮特殊的人，他们鸣枪警告，想让卡车停下来。司机哪里敢停车，反而加大了油门，想冲了过去。这时只听见山头的土匪叫骂起来，紧接着“嗖”的一声，子弹从车上飞过。这好像是一个无声的命令，随着枪响母亲急速地把我拉到她的怀里，然后死命地压着我，当时，我虽然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但是也知道大难临头，不敢出声，只静静地听着母亲“通、通、通”的心跳声。
母亲后来很少谈到这件事情，当我提起的时候，她总是淡淡地说“哪个当妈的都会那么做”，然后像说笑话一样讲述当时自己害怕的心情。
当有人用怀疑的口吻问：“世界上真有‘舍己为人’的人吗？”，我从未怀疑。因为母亲就做到了。
支持儿子反抗“压迫”
解放前，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天天有十几个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但是前院有一个阔少爷十分不讲理，于是大家决定不和他玩，没想到他的资本家爸爸竟然来威胁我们这些孩子，扬言如果不和他的孩子玩将如何如何。孩子们非常生气，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我写了一封警告信扔到他家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资本家气急败坏地在院子里大喊大叫“谁还敢警告我！”，“还说我压迫人！”。
这时，母亲轻轻地走到我身边，小声地问我：“这封信是你写的吧”，听了我肯定的回答后，她拍了拍我，默默无语。但是从她的表情可以明显地看出她是在支持儿子。其实，“压迫”这个词，我就是从母亲的嘴里才第一次知道。
“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间接为人民服务”
我工作以后，一段时间有很强烈的创作热情，业余时间常常写点小“豆腐块”文章投递给报社，只不过盼来的是一封封退稿信。这时听到的是别人说“不务正业”，看到的是“幸灾乐祸”的面孔。惟独母亲不同，她好象全然不知道别人的反映，只是隔三差五地问我：“又投稿了吗？”，最后总是一句话：“接着写，接着写”。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不断提高稿件的质量，一年后，终于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时母亲好象比我还高兴，还是那一句话：“接着写，接着写”。
母亲经常看我写的东西，有时也说说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或前或后总要说一句：“我可不怎么懂”。母亲的帮助总是实实在在的，她看到我的原稿字迹相当潦草，就主动要求抄录一遍。她用蝇头小楷极其认真地为我抄录的稿件，竟然被编辑们争来争去当作字帖，有的甚至作为书法作品珍藏起来。这样，一直到了80多岁，她才非常遗憾地表示由于眼花无法抄录了，但是又提出“我来帮你翻造信封吧！（把旧信封翻过来，重新糊成新信封）这个不费眼”。她生怕我们婉言谢绝，轻轻地说：“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间接为人民服务嘛”。
80岁的大学生
母亲一生勤勉好学。退休之后担任了居民委员会主任，每天走街穿巷，为居民办了许多实事。后来由于年岁太大，又从居民委员会退休。但是她始终不愿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常常热心帮助别人。例如我的一位同事，他的妻子马上要生孩子，由于找不到伺候月子的人，急得了不得。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主动表示“我可以去”。这样，一个70多岁的老人竟然能急人之所急，很好地完成了二十几天的产后护理工作。
母亲十分好学，只要不会的东西就想学。例如60多岁退休以后还提出要学骑自行车。哥哥怕她摔伤，多次好言相劝，才改学其他。后来有了老年大学，她立刻四下打听，积极报名，竟然上了好几期。虽然我们担心她过于劳累，影响身体健康，多次劝导她在家自学，但是直到80岁，她还是自豪地胸前佩带着老年大学的校徽，自己从甘石桥乘电车到新街口上课，每天坚持不迟到、不早退，回家完成作业，经常受到老师表扬。最后以全学校最高年龄拿到了毕业证书。
最后的榜样——捐献遗体
母亲看问题非常达观，尤其在生死问题上。她常常向我们讲“人死如灯灭”，晚年多次嘱咐我们死后千万不要浪费，还特别推崇电视上介绍的一位老人，只要求穿一身干净的旧衣服下葬。后来看到“捐献遗体”的报道，母亲又两次对我和我的孩子讲“捐献遗体更好，你们记着，将来我也这样”。
母亲于94岁高龄在睡梦中去世。当二姐哭着在电话中说“妈走了”的时候，我顿时，感到好象天塌下来了，心里空荡荡的。当我连夜乘车赶到石家庄向母亲告别，并办理捐献遗体手续的时候，没想到母亲的这个最后的愿望，竟这样难以实现。跑了两个医院，他们都表示鉴于过去的教训不敢接受，最后一个医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条件，我们都一一照办，比如兄妹四人都要有明确的同意表态，我们就通过长途电话得到了大哥大姐的积极支持。整个过程我一直在想：做儿女的在当前完成这件事情，真是双倍的痛苦。不过，按照母亲特别愿意接受新事物的性格，我深信她老人家会满意的。
据医院介绍，实际上医学界非常需要捐献遗体，但是石家庄捐献遗体只有两位，第一位是一位卫生局长，第二位是一位教师，现在第三位就是我母亲。可见一个新的观念要被社会广泛接受真需要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而母亲在这件事情上为我们做出了最后的榜样。当我的孩子对他的同学讲到奶奶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同学们都由衷地说道：“她老人家这么大岁数，思想这么先进，真了不起！”；最近我的一位在香港中文大学学医的外甥，看完我的这篇文章后，立刻严肃地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向母亲表示敬意。
母亲留给我们的很多，我很想母亲！

　　

　　[老照片：后排从右开始——父亲冉超，母亲马湛如（母亲抱着的是不到一岁的我）,我的三姨，二姐冉学彦，前排，大姐冉文彦，哥哥冉哲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