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2年5月   目的：打破固网垄断，拯救小网通
   重组过程：
小网通为宽带而生
    1999年3月,就在电信内部进行业务大剥离的时候，从美国回来的田溯宁，在创办亚信(中国)科技公司近4年的时候，接受刚刚获准组建的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我们称之为小网通，以便和2002年重组后形成的中国网通相区别）董事会的邀请，担任总裁一职。这一模式，被媒体称为开辟了国内电信运营商首次从非国营单位聘请老总的先河。
    田溯宁1963年出生，个子不高，非常健谈。他先后获得中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美国得克萨斯科技大学博士学位。
    1993年年底，田溯宁和好友丁健在美国达拉斯一条叫作“明天”的街道上，利用爱国华侨刘耀伦提供的5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梦想。当时，很多留学生不知自己的明天在哪里，但是他们却看到有一个技术对中国非常重要，那就是正在兴起的因特网。此外，田溯宁和丁健还清醒地知道，他们的明天不在美国，而在中国。“做因特网、为中国做事、做成最好的公司”，成为田溯宁和丁健创办亚信公司的三个最初目标。
    亚信初创时，在美国主要做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但是等田溯宁、丁健回国后才发现，中国当时还没有因特网，于是他们决定做比内容更重要的事情——为中国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田溯宁甚至喊出了“把@带回家”这一浪漫而充满幻想的口号。
    被田溯宁和丁健首先带回家的是亚信。1995年，亚信（中国）科技公司成立。以此为起点，亚信开始了大转型，成为国内第一家因特网系统集成公司。到中科院等单位酝酿成立中国网通时，亚信已先后设计并承接了多个重大网络工程，其中包括：中国邮电电信总局的ChinaNet骨干网、中国联通的UniNet等。
    田溯宁对宽带所倾注的热情及他带领亚信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这场电信重组，虽然使移动业务从电信内部剥离出去了，但是长途干线网却仍然控制在中国电信一家手里。各部门如果想用各种依赖干线网的电信业务包括互联网，仍然得看中国电信的脸色，进一步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
    选用最新最先进的技术，建设第二个电信网，和中国电信抗衡的想法开始在中科院、广电总局、铁道部等单位酝酿。
    1999年2月11日，在一次专门召开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上，有一个项目得到了肯定，它便是由中国科学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铁道部、上海市政府联合提出的“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
    有了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上方宝剑，4月9日，提出该项目的四方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中科院、广电总局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铁道部中铁通信中心、上海市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代表四方，共同出资3亿元，组建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为和重组后的中国网通相区别，称其为小网通），以承担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工作。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小网通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推举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为中国网通董事长，并正式聘任田溯宁为总裁。
1999年8月6日，中国网通获得国家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它宣告了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的正式诞生。

  
小网通成长的烦恼
    早年在亚信的时候，田溯宁就被媒体誉为Internet的工程师。田溯宁接受了这一叫法，到网通以后，干脆把中国网通建设的宽带IP网叫做“中国的E基础设施”。的确，田溯宁执掌下的中国网通，自成立以来，真得就像一位埋头苦干的工程师，历经项目立项、技术方案可行性论证、模拟测试、光缆敷设、网络设计、设备招标选型和机房选址与建设、光缆市内引入、设备安装、互联互通、全网开通等多个环节后，终于让所修筑的这条信息高速路露出点眉目：
    到2001年2月的时候，小网通在全国范围内铺设的光纤长度已经达到13000多公里，总长度为8490公里的高速宽带互联网CNCnet一期工程骨干网络覆盖了17个省、直辖市。此外，城域网建设范围通达41个城市，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济南、天津等24个城市开通。小网通建设的这个CNCnet，是中国第一个IP／DWDM（密集波分复用）全光纤IP骨干网，创造了几个中国之最：技术最新、带宽最宽、容量最大、网络总传输带宽高达40G。媒体给的评价是：建设速度之快在中国电信业乃至世界电信业中少见。
    一家媒体的记者这样写道：“对于一个成熟的企业，建设同样规模的电信网络，在美国至少需要两年到两年半，而新成立的中国网通完成该工程的建设工作，只用了1年零3个月的时间。”
    在国际网络建设方面，小网通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出入口局为节点，通达亚太、美国、欧洲和中东10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传输网，国际出口带宽总容量增长到约930Mb/s。
    路修好了，让谁租用并留下买路钱，成了中国网通面临的一个难题。
    当初，小网通成立时，将自己定位于“运营商的运营商”，意思是向运营商批发带宽，这一说法本身便带有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的色彩，客观地讲，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些出入。2000年，各大运营商相继挂牌后，国内的通信市场基本上由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几大国有电信公司把持着，老的运营商已经拥有了骨干网，新的运营商为了不受制于人，也纷纷开始建设。试想想，运营商中有谁会愿意租用你小网通的线路？
    有人可能会说了，不为运营商服务，为电信增值业务提供商服务不行吗，他们对电信线路有很多需求。但那是2000年啊，互联网增值业务尚处在萌芽状态，靠这点收入不足以维持中国网通的巨大开销。
    小网通最初还设定了因特网服务及应用提供商、大型企业及跨国公司等目标客户群，他们又怎么样呢？这些企业和中国电信已经是多年的合作关系，在小网通的骨干网尚未完全落地，也没有形成较大规模，营销实力又不是很强的时候，这些企业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弃中国电信而投入网通的怀抱来呢？
    小网通最大的优势是这张网络的高速而宽阔的性能，但那时，人们对宽带并没有一个十分迫切的需求，这一优势便没有转化成实质的竞争力。
    在国内市场牛刀小试受挫之后，从2001年起，田溯宁开始调整战略，建设思路实现了六大转变，其中最重要的两大转变是从建设状态转变为运营状态，把发展用户和实现收入作为公司发展的衡量标准；网络建设从骨干网络建设转变为以接入网及用户驻地网为主的阶段。
    网通的这两大转变，说白了就是网通要通过光纤将宽带网络连接到一个个写字楼、一家家酒店和小区，最后连到终端用户，网通要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并拥有自己的客户群，把一个个实打实的用户抓在手里，这才是真的。
    但是这一战略却让小网通走入了一个死胡同。网通进入普通用户驻地网市场时，电信、广电、长城宽带、聚友等企业在这里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原本应由房地产商出钱建设的宽带网络，由于过渡的竞争，已经转变为宽带网运营商自觉自愿争先恐后地为房地产商买单。用户驻地网市场成了一个投资大、用户少、风险高的陷阱，套住了这些运营商的巨额资金。没办法，小网通开始把眼光瞄向商务用户。从2001年4月起，网通悄悄策划了一项名为“Building Connect”的计划，就是用光纤把全国重点城市里的高档写字楼、宾馆酒店连接起来，为公司用户提供全部电信业务，包括固定电话、高速互联网、无线上网、IP电话、宽带电话、视频会议、IP800电话、企业虚拟专网等。网通首先瞄准了全国1000家甲级写字楼，要为它们打造一个面向全业务融合的商务宽带网。田溯宁的想法是，以后每攻下一家，便在这些大楼的外墙上打一个CNC Connected的标识，意思是这座大楼已经连上了中国网通的光纤，宽带已经到户。
     网通想来想去，提了一个千家写字楼工程，中国联通则比它豪迈得多，他们提出的是“万栋楼工程”。而中国电信呢，因为有实力垫底，所以不慌不忙，先把这些商务客户看成自己的大客户，然后再想着法儿留住他们。
     你想到的，别人早就想到了。由于缺乏接入网，网通的光纤到户和竞争对手比起来，在成本上并不具备优势。
    转型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成效。
    一方面钱投下去了，听不到什么声响，另一方面，网络建设却张开大口，等待巨额资金的填充。
    据悉，网通刚成立时，中国几大商业银行给小网通公司的信贷额度是20亿美元，这些钱与要在全国铺设的宽带网所需巨额资金缺口相比可谓是杯水车薪，和其他电信企业更是没法比，那时，中国电信的投资额在1000亿元以上。
    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小网通走上了私募资金的道路，先后从高盛、新闻集团等处筹集了3.25亿美元的资金。
    无论是银行还是风险投资方，都是嫌贫爱富之人，他们既然投入了，就要求得到回报，但通信运营业和其他行业又有很大的不同，需要长期的固定资产投入，但回报缓慢。    
    而小网通成立两年多来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
   “这是最黑暗的时代，这是最有希望的时代”，田溯宁在一篇文章中，曾用狄更斯的这句名言来评价当时的宽带电信市场，并以此激励他的员工。其实，用这句话来形容小网通在2001年上半年的现状是再合适不过了。
    挽救小网通的想法开始在一些人的脑海中涌现。

一次神秘的专家研讨会
    小网通状况如此，中国电信又怎样呢？经过1998年那场大重组，被一分为四之后，中国电信并没有倒下去，站在人们面前的仍然是一位巨人：拥有全国80%的电信网络资源，固定资产总值为7000亿元。在本地通信、数据传输及互联网接口服务等方面占据着支配地位。2000年中国电信收入高达1710亿元，占了国内市场份额的55%。
    于是又有人提出，中国电信还是太宠大，固定通信领域的垄断没有打破，未形成有效竞争，应该对中国电信进行再次拆分。
    2001年3月底，我去广东采访，广东电信公司总经理冯雄在接受我采访时谈了他对社会上传言的再次拆分中国电信的看法。他说，从业务的角度来说，中国电信的经营范围比有的运营商已经小很多，再拆分将大伤元气。虽说中国电信是“打不死”的英雄，经历了多次拆分，又背了很多债，仍在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但这已经是底限了，再拆一次，这个英雄必死无疑。
    冯雄还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1998年的那次电信重组：“中国电信就像巴金的《家》中的觉新一样，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家长首先要他这个老大来承担。一方面要他把老弱病残照顾好，把所有的债务都背下来；另一方面又让他年轻的兄弟们一个个到外面去闯天下，为支撑起这个家，他忍辱负重。”
    时间很快便到了2001年5月份。
    按照早先制定的计划，中国电信应在这月由领导班子带队，去海外做上市前的巡回路演。但此时，无论是周德强还是常小兵谁都走不了了。中国电信即将被拆分的消息不时地从各个渠道被汇总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对中国电信而言已经不那么急迫而且重要了。
    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政府主管部门开始行动了，他们想先听听专家们的意见。
　  5月10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出面，召开了一次电信体制改革专家座谈会，主题就是讨论一下要不要拆分中国电信。
    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当时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朱高峰院士，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徐善衍、胡启恒院士，还有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杨培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陈小洪(现在担任该所所长)、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阚凯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博士、原上海贝尔公司董事长李大来等。
    上午9点，会议准时开始，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亲自主持。
    第一个发言的是张昕竹。这位法国经济学大师拉丰的学生，用激励机制理论分析了为什么固定通信领域难以形成有效竞争。      
    张昕竹说，电信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电信改革的目标，在目前的发展状况下，我国电信改革目标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满足公众利益。促进电信发展的最有效手段是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形成有效竞争的关键在于二方面：一是尽可能的放开市场准入，包括允许交叉市场准入，即形成数网竞争的格局；二是需要制定符合公共利益的规制政策作为保障，而不是单纯依赖非对称规制或者产业重组。
    张昕竹的表态有些含糊。
    第二个出场者的韩德强则观点明确：从世界范围来看，垄断比竞争更有效率，越垄断越好。拆分会降低中国电信的国际竞争力，主张以“民主化管制”来反对垄断。
    韩德强的话刚一说完，李大来忍不住了，对韩德强的观点给予了批驳：“我不同意这位同志的观点，我认为坚持垄断的说法站不住脚。”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张国宝着急了。他开始点名：“阚凯力你来说说。”
    阚凯力首先表明观点：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电信领域也不例外，凡是有效引入了竞争的业务，其发展速度就明显加快、消费者的满意度迅速提高。
    阚凯力话锋一转，说：“但目前我国电信领域的竞争格局并不完善，离形成有效竞争还有很大距离。主要问题就是我国的有线市话仍然基本维持着独家垄断的局面。市话又是其它电信业务的基础，几乎所有其它业务都必须通过市话进行。因此，某个经营者如果对市话具有垄断地位，它就可以对其它经营者进行不公平竞争，甚至把对市话的垄断延伸为对其他业务的垄断。这是我国许多电信业务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主要原因。”
    于是，阚凯力提出，尽快拆分中国电信有利于实现电信业的有效竞争，打破垄断将带来国内电信业更快的发展。
    怎么拆？阚凯力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他的方案：一、让中国电信经营的市话业务和资产与所有其他电信业务及资产分离。二、把中国电信最主要的IP分组交换能力剥离出来，划归到一个从体制上最有利于其发展的电信企业，由此形成我国的IP分组交换主导企业。
    阚凯力的这一思路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竖拆方案：把中国电信的长话、市话分离，把中国电信的数据业务独立出来划归到中国网通。
    阚凯力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
    据阚凯力讲，他的观点亮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意。会场气氛马上转变，接下来大家主要就是讨论怎么竖拆。
    徐善衍、胡启恒也都同意竖拆的方案，徐善衍认为应该建立八大区市话公司。阚凯力不同意，认为按31个省来成立市话公司更好。
    张国宝还想听听朱高峰的意见，于是问朱高峰：“朱部长（朱高峰曾任邮电部副部长），您也讲两句？”
    朱高峰说话很谨慎，他特别强调：“拆分中国电信要慎重。”
    后来，陈小洪也讲了讲，但和张昕竹一样，观点不是特别明确。
    快到中午了，杨培芳一看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赶紧抢着讲了几句：长途和市话应该分开，长话单独成立一家公司。市话是天然垄断，既然打不破，就成立31家省级市话公司，上边再设立一个集团公司。
“那次会议完全是一边倒。”阚凯力回忆说。

人民日报开先河  
    5月10日的会议是严格保密的，没有邀请媒体参加。但会议结束后，媒体很快便被卷了进来。
    计委的会开完没几天，阚凯力去南方出差，他接到了信息产业部一位副部长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上边布置任务，让他赶紧把那天的讲话内容整理一下，写篇文章。
    5月21日，《人民日报》推出“中国电信要不要再分”的专题文章，文章安排了正反两方，以辩论的形式展开。阚凯力被安排为正方，认为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市话垄断必须打破，中国电信应该拆分；韩德强的角色是反方，他提出的观点是：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垄断，不应该拆分中国电信，而应该让小公司联合。
　　“我的这篇文章就是5月10日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内容。人民日报的编辑给我打电话时说，他们在1998年那场电信重组中就没说什么，在这次拆分中要表明观点。还问我是否明白什么意思，我当然明白。”阚凯力在接受我采访时说。
    从这次保密的座谈会发言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两方观点，在《人民日报》上亮相，而且指定主张拆分的一方为正方，应该讲，这种安排本身便有很深的寓意。
　　更明显的倾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人民日报在该期“业内时评”栏目中配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反垄断坚定不移》，文中引用张春江的话说：“分家是重要的一步，但不能指望通过一次分家就把电信体制的垄断问题彻底解决，反垄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电信体制改革还要推进，也必须推进。垄断已经打破，更要彻底打破，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等于对阚凯力的观点明确表示了支持。
    人民日报的文章开了先河，业内纷纷猜测，这是不是决策层在为拆分做舆论准备？
    与人民日报交相辉映的是，信息产业部的高层领导也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就电信改革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这一契机便是5月底《电信竞争》一书的中译本出版。
    《电信竞争》一书由两位著名的规制经济学家法国人让·拉丰和让·泰勒尔合著。2000年时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2001年译成了中文，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确实是一本比较好的论述电信竞争的理论著作，它结合欧美电信改革的实践，探讨电信竞争对全球电信业发展的影响。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亲自为中文版作序。在这篇序言中，吴基传提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还将继续下去。首先，在各具体业务领域，需要促使一批新兴企业加速成长，使之与主导电信企业形成有效竞争。其次，要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电信管制的规则体系；特别使诸如定价、网络互联、普遍服务等方面，需要建立健全游戏规则。最后，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管制，要促进中国电信业增强竞争力，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让国民经济诸产业和社会各界群众更多地分享电信改革和技术进步的成果。”
    吴基传在这篇序言中还写道，《电信竞争》一书尽管主要基于英、美等国家电信改革实践，但书中关于电信管制、市场开放、定价、网间互联和普遍服务等问题的分析和见解无疑对我们有所参考。　　
　　吴基传希望《电信竞争》的出版能引起国内经济学界对电信改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热情，增强学术研究的建设性和科学性，结合我国国情，创造性地加以吸收、运用。
    5月底，信息产业部办公厅和人民邮电出版社专门就该书出版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亲自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对这本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张春江在会上说：“希望电信行业从业人员、学术人士及媒体工作者能抽时间看看这本书，获得一些启发。”
　　信息产业部两位高层领导如此推崇这本专著，似乎在向外界传递着某种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