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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昏君宋徽宗,是“盗贼蜂起”的总根源

发表时间： 2008年01月18日 09时22分评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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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写一部书，特别是历史小说或以历史故事为背景的虚构小说，首先要弄清楚故事和人物的时代背景，不然，就按不准时代的脉搏，会游离于时代主流之外；读者评价一部作品，也首先要弄清楚书中人物的时代背景，不然，也会按不准时代的脉搏，不知道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究竟对国家、民族、社会有利还是有害。

　　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小说，不是历史书，里面的人物，大部分是虚构的。去考证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

　　这话对，也不对。任何一部小说(除了魔幻小说)，都有一个时代背景，都有那个时代的真实历史人物作为烘托或陪衬。《水浒传》是一部小说，这不错；但是《水浒传》却是借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的真实故事进行发挥、虚构创作的。小说中，尽管“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可以发挥，还可以虚构出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另外七十二个宋江的伙伴。但是，作为那个历史时代的皇帝和大臣，却必须真实，不能阴差阳错，更不能乱点鸳鸯谱，把前朝、后朝或已经死去多年的人拉出来登台表演。

　　任何一部小说，除了历史背景不能错之外，地理位置也不能搞错。我们绝不能移山倒海，把大理国搬到东北去，也不能把吐鲁番搬到江南来。此外，官衔、服饰、特色食品等等，都不能搞错。这是写小说的人必须服从的原则，也是“基本功”。

　　但是施耐庵的史地基本功却不怎么扎实：他不但把死去已经六年的范仲淹拉出来“上殿启奏”，把已经被石敬瑭送给契丹的蓟州又划归大宋版图，还会移山倒海，一会儿把二龙山等强盗山放在大名府与开封府之间，一会儿又划归山东青州府管辖，真是左右逢源，自由得很！

　　《水浒传》的时代背景是北宋末年。大家都知道，宋朝是我国历代封建皇朝中版图最小、国势最弱的一个朝代，被后人戏称为“宋鼻涕”。北宋的灭亡，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八个字：“昏君、奸臣、内忧、外患”。昏君，指的是宋徽宗赵佶；奸臣，指的是以蔡京为首的贪官集团；内忧，指的是方腊起义以及包括梁山泊在内的大小土匪强盗集团的骚扰；外患，指的是辽国和金国的频繁入侵。

　　尽管宋代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对比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已经具备了比较先进的工农业生产力，特别是出现了极尽奢侈(chǐ齿)的皇家花园和巍峨的宫廷建筑、繁华的城市规划和相当有成就的文学艺术作品，而且宋徽宗赵佶自己本人就是一个书画名家；但是也无可否认，所有这些辉煌和繁华，都是建筑在人民的贫穷和苦难之上的。皇家的奢侈富有，不等于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宋徽宗在位的二十五年(1101-1125)，正是中国人民的内忧外患最最严重的时代。

　　北宋所处的地理环境，版图是中国历史上最小的(南宋当然更小)。北面是辽国。当时的辽国，包括今天整个东北和黑龙江以北地区和内蒙古、外蒙古；尽管大都是高寒、沙漠地区，版图却比北宋要大得多。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时时侵犯北宋疆界，觊觎中原的“锦绣河山”。

　　初期的宋辽边界，在今天的霸县南面(参看下页《北宋疆域图》)。杨家将镇守的“三关”，就在霸县附近。这是因为石敬瑭为了自己当皇帝，竟把极具战略意义的燕云十六州送给了契丹——辽国的祖先了。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其地为：幽州(即燕州，今北京一部分)、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县)、顺州(今北京顺义县)、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县)、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西南)。它们地处长城脚下，本是中原的屏障，具有极重要的军事地位。石敬瑭为了自己做后晋皇帝，割弃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换取契丹的武力支持，为后来契丹(辽)、女真(金)的南下提供了便利条件。

　　后来辽兵南下, 把北宋的北部边境向南压缩到河南、山东一线。西北方向今天的新疆地区，当时是西洲回鹘(hú)和黑汗的领地，版图和北宋相差不多。北宋西边的疆土也不稳定, 初期抵达宁夏、陕西一带；后来臣服于宋朝的李元昊(hào 浩)，自立西夏王朝，定都银川。这样一来，陕西、宁夏的疆土就丢失了。西南方向的吐蕃, 也就是西藏，版图并不比北宋小；在当时本来就是自立王朝的。云南一带，是段氏家族建立的大理王朝，版图和西夏差不多少,不过还是臣服于北宋。南方则比较稳定，疆土抵达海南和现在的越南河内一带。

　　可以说，北宋的东面是大海，西南北三面，大都是游牧民族和少数民族，民性强悍，而北宋所占的地方，则是富庶的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冷热适中，所以成了周边“列强”觊觎的肥肉。

　　赵匡胤建立大宋，没把燕云十六州要回来，是一大失着。因为燕云十六州正是长城所在，占有燕云十六州，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燕山以南就是华北大平原，辽兵从北往南打，一马平川，没有天险、雄关，一泻千里；宋兵从南往北打，不但有层层关隘，举步维艰，而且有长城和天险。所以早在宋仁宗时代，辽兵就时常“犯边”(家喻户晓的杨家将，就是宋仁宗时代的守边关将领)，到了宋徽宗时代，辽国被金国所灭，大举入侵北宋，甚至把徽、钦二帝掳走，迫使北宋南迁，只能在临安偏安一隅。

　　秦汉隋唐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大都僻处西北地区。那里是黄土高原，人口不是很多，物产也不丰富；而富庶的江南地区，当时却被视为“蛮荒之地”，还没有大规模、大面积地开发。宋朝建都开封，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国内相对安定，人口和工农业生产比历代都有增长。据统计资料显示，汉唐盛世，全国人口不过都在5000万左右；而据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也就是赵佶登基以后的第十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两千多万户，比一百五十多年前北宋初年的统计四百万户多了五倍。当时的一户，很少有今天这样的“三口之家”，即便按每户最少五人计算，大观四年的人口，也在一亿左右，是汉唐盛世的两倍。在中国古代，人口密度和经济是成正比的。人口的多少，是反映社会是否稳定、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的指标。北宋的版图远远小于汉唐，但是人口密度却大大超过了汉唐。人口膨胀，一方面是好事，因为劳动力增多了；一方面也是坏事，因为消耗粮食的“嘴巴”增多了。唐宋以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没有增加多少(那时候，小麦亩产二三百斤是正常的)，全国的粮食生产总数，依旧是原来的常数。因此，人口越多，百姓的日子就越不好过(新中国人口翻一番，是结合粮食单位面积翻一番而来的，不然，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再不控制，人口还有可能翻一番，而粮食产量却不可能再翻一番了，因此，严峻的问题依旧存在)。数据显示，汉唐时代的大米，最便宜的时候，是三十个钱一百斤，相当于一个钱能买大米三斤多，而北宋末年的大米价格，已经涨到一千个钱(一贯)一百斤，即十个钱一斤了。这还不算“斗米斗金”的荒年。不过总的说来，直到宋徽宗大观末年、政和初年(1110-1111),全国的经济状况虽然已经相当紧张，但也还是能够维持的。正因为如此，赵佶才会热衷于大建宫廷园林，消耗国力，失去民心，使国家急转直下，直至北宋因他而灭亡。

　　大观二年(1108)，宋代两大水利工程之一的丰利渠，就是在宋徽宗的同意、支持下兴建的。此渠能灌溉关中七个县350万亩农田。这件事发生在宋徽宗登基以后的第八年。也就是说，尽管宋徽宗风流成性，迷恋道教到了荒唐的地步，登基以后，至少在开头的十来年中，也不是只知道自己一个人享乐，对百姓、对农业有利的事情，他也还是同意、或在主事大臣的劝说下表示同意的。

　　那么说来，宋徽宗主政以后，也是逐渐腐败、逐渐变坏的啰？

　　这要分两方面说。一方面，赵佶登基的时候，只有十八岁，青年皇帝登基，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胡作非为，总是在试探中逐渐变坏的居多；一方面，赵佶从他哥哥手上接受皇位，也还不是国库十分空虚的时候。北宋建国以来，由于政局相对比较稳定，商品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国家又没有“节制资本”之类的政策出台，汉唐以来的重农抑商传统，逐渐受到了冲击和破坏，不但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升高，并且出现了许多拥有巨额资产的大商人。大城市的繁华，几乎是有目共睹的。早在宋真宗时代(998-1022)，宰相王旦就说，开封的商人中，家产超过十万贯的就相当多了，甚至还有超过百万贯的。到了宋徽宗时代(1101-1125)，富商的人数和资财越来越大。通过商人和皇室、贵戚、官员的联姻，商人向政府纳款买取官职，加上官员利用职权经商或变相经商，“承包”本来属于官卖的茶、盐，谋取暴利，甚至连军官都经商。由于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拥有巨额财富的官员也在同步增长。——咱们不妨看看中国今天的社会，再看看北宋的社会，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商品经济的萌芽、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都有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出现甚至垄断商业。

　　社会产值和消费量，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往往是一个常数。富人越来越富了，占有的物产越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所占物产必然越少；加上受到层层盘剥，必然是穷人越来越穷。

　　尽管北宋建国以来，逐渐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并且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繁华的花花世界，一方面是悲惨的穷愁潦倒，但这也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过城市居民的生活，总比农民、山民的生活水平要高一些。可以这样说：赵佶从他哥哥那里继承下来的，并不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如果他善于用人，关心百姓疾苦，积极引导工商业健康发展，加强边防建设，北宋的天下，也许还不至于败亡在他的手里。

　　那么，是不是北宋的天下，就是亡在宋徽宗赵佶手上呢？

　　宋徽宗的确是个亡国之君，但他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他是一位极不称职的皇帝，然而却是一位风流的才子。他才华出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在书法和绘画方面，成就颇高。他自创的“瘦金书”，至今为人所推重。他的书法早年学习唐初四大家之一的薛稷。薛稷的书法，用笔纤细，结体疏瘦。虽然宋徽宗的“瘦金书”来自唐人薛稷已经是书法界的共识，但徽宗在薛稷的基础上，聪慧创意，成为定型的瘦金体，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书体，被后世誉为“第一奇书”，长横例作鱼头状，中截细若游丝，收笔重顿，竖笔很少作悬针，大多呈一右向倒钩，横与竖过渡折笔侧锋明显，运笔步骤展露无遗，的确不同于任何书体。就是他的行书，也仍然具有瘦金体的风格，飘逸而潇洒。

　　如果他不当皇帝，而以一个“王爷”的身份玩玩儿书画，历史上他肯定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他从少年时代就醉心书画，十六七岁师从花鸟画名家吴元瑜学画画儿，并自创“瘦金体”书法；他做了皇帝以后，二十几年来醉心于书画坛，广泛收罗自三国到北宋的历代名画达1500件，列为14类，编成100套，名曰“宣和睿览集”。对于书画，他一眼就能辨别好坏真假；但是对于用人，他却耳目昏聩，不识人头，什么溜须拍马的卑鄙小人他都认为是好人、是心腹，敢于重用。一直到了他被金人俘虏，还不说自己祸国，而说是“大臣害国”。即便真是“大臣害国”，这些害国的大臣，不也是他提拔重用的么？说起来，他并不像万历皇帝那样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他也希望国家富强，百姓安乐；但是他不善于用人。当皇帝，不一定“事必躬亲”，但必须有贤臣辅佐。他选择亲信大臣，不是看人家的治国才能，而是看人家的特长是不是和自己接近：他爱踢球，选了个踢球高手高俅当太尉——也就是首都卫戍司令；他爱书法，就选了个当时的大书法家蔡京当宰相，再加上他宠信童贯之类最善于阿谀奉承的宦官。手下的大臣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当皇帝的就是有三头六臂、十二双眼睛，也要被欺骗、受蒙蔽的，何况他这个风流皇帝的主要心思都用在书画和女人身上？

　　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代，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富强繁华，实际上“国内外形势”都非常紧张，但是宋徽宗醉生梦死，视而不见，根本没想到要富国强兵。国内的政治环境，基本上是“君昏臣奸”，民不聊生，苛捐杂税极重，巧立名目，层层搜刮，百姓身受多重压迫。史家对他“机巧多技，大兴土木，穷极淫乐，天变民怨”的评价，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那是一个富人穷极奢华、平民百姓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代；这和表面的繁华、文学艺术的灿烂，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这样说来，赵佶和蔡京等人所构成的，正是一个“亡国集团”。

　　在赵佶和蔡京等人的统治之下，北宋的天下不是国泰民安，而是“盗贼蜂起”。宋江等人，就是在这个风流昏君及其腐败集团的统治之下为非作歹的。虽然他们上山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实质上和一般的土匪强盗没有什么不同：既没有打击贪官污吏，也没有奋起抵抗外敌，而是在打家劫舍，祸害百姓，并牵制国家的兵力，促使北宋的早日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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