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的“内忧外患”，导致北宋灭亡，肯定是和“昏君奸臣”有直接关系的。“金兵南下”的“外患”，是由于他们不重视边防建设而引起；方腊起义和宋江等盗匪横行的“内忧”，则是他们加紧压榨百姓所引起。

　　蔡京等人的“奸臣集团”打着推行新法的旗号，简直无恶不作。他们收受贿赂，公开卖官鬻爵。当时有“三千索①，直(值)秘阁；五百贯，擢通判”②的民谣。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肯出三千贯钱，就能买个“入值内阁”的虚衔；肯出五百贯，也能买一个“通判”当当。——通判是州府的副职。他们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强行征收苛捐杂税。北宋初年，社会底层普遍使用的是铁钱。徽宗时代，朝廷实行币制改革，又发行了大铜钱和劣质的夹锡钱。规定这种大铜钱当十文铁钱使用，夹锡钱当两文铁钱使用，致使原先通用的铁钱大幅度贬值，甚至弄到二十文铁钱才能换得一文铜钱。这种人为制造的“通货膨胀”，对于手上没有银子的底层老百姓来说，更是一种剥夺。通过以上办法，国家倒是积累了大量财富。《宋史》卷472《蔡京传》中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大兴土木，不仅给赵佶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贪官们还乘机利用搜刮来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

　　什么叫“建明堂”、“铸九鼎”？“延福宫”和“艮岳”是怎么一回事儿？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明堂”，是古代祭祀用的殿堂。徽宗和蔡京根据《周礼》的记载，任命蔡京为明堂使，打算兴建一座“明堂”。明堂的建筑规模宏大，每天要用上万工匠。“九鼎”是古代用来象征政权的。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用各诸侯朝贡的铜铸造了九只气壮山河的大鼎，由三只圆鼎、六只方鼎组成，鼎上铸着九州山川名物。从此，九鼎就被视为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所谓“鼎在国在，鼎失国亡”。成语“一言九鼎”，就是表示说话的份量有多重大。宋徽宗为了表示自己的国力强大，下令用铜铸造自己的九鼎，用黄金装饰，还建造了九座大殿来安放，称为“九成宫”。徽宗亲自作《九鼎记》，演奏乐曲祝贺。

　　延福宫，本来是皇帝举行宴会的地方，原来规模不大，蔡京为了讨好宋徽宗，派人在延福宫旧址重建规模宏大的宫殿，仍用延福宫旧名。新的延福宫有七个大殿，东西各有十五阁，宫中还引水为渠，叠石为山，饲养了各种珍禽异兽。

　　关于艮岳,这是史家谴责徽宗荒淫腐败的着重点。南怀瑾先生也认为：建造艮岳，正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导因。

　　艮岳的规模，在徽宗自己写的《艮岳记》里，有大致的记载。尽管描写得并不详细，但就是这样浮光掠影的记载，大家读了以后，也会惊奇得张口结舌。一般的评价，认为它比被毁灭前的圆明园还要华丽，拿现代国际驰名的什么公园、什么乐园来和艮岳比较，更是大大逊色。如果艮岳这个皇家园林能够保存到今天的话，恐怕会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

　　徽宗在他写的《艮岳记》中说：

　　按图度地，庀(pǐ皮)徒潺潺，累土积石，设洞庭、湖口、丝溪、仇池之深渊，与四滨、林虑、灵壁、芙蓉之诸山，最琼奇特异瑶琨之石。即姑苏、武林、明月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栏曲槛，而穿石出罅(xià下)，冈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陇；连绵而弥满，香山怀谷。

　　这一小段文字，写得虽然简单，但也可见这座艮岳山的恢宏气魄。以当时的运输能力、建筑技术和培植技术，能把全国的名胜古迹，奇石异木，特别是南方的枇杷树、荔枝树，都集中到开封来，就十二分不简单。

　　在宋人的笔记里，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这些东西从各地搬运来的情形：这可都是越江渡海，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甚至要把城墙凿开，才能让这些巨大的树木、石头不受损伤地通过的。

　　那么，徽宗为什么要竭天下财力，来建造这样一座世界级的皇家花园？仅仅为了他一个人游乐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徽宗十八岁登基，虽然后宫佳丽三千，几年以后，却没有一个嫔妃给他生出个儿子来。按说他才二十出头，着什么急呀？可是他想到哥哥就是二十五岁死的，死后连个太子也没有，这才把皇位传给了他；如果自己也没儿子呢？是不是……这样想着，心里总是不高兴。有一个经常出入禁宫的道士叫刘混康的，对徽宗说：京城的西北方，具备调和天地、顺应阴阳的风水地理。如果在那里堆起一座山来，把地势加高，就一定会多子多孙的。徽宗听信他的话，下令征集民工，把那里的地势加高了好几丈。说来也巧，果然就有嫔妃给他生了儿子。其实也是必然的：他后宫有那么多嫔妃，只要他没毛病，生几个儿子，有什么稀奇？

　　刘混康(1036～1108)，是北宋著名道士。一字志通，人称“华阳先生”。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十三岁为道士。后庵居茅山积金峰。

　　刘混康于神宗在位时(1068～1085)即已名著于世。《皇朝通鉴纪事》称其“有节行，颇为神宗所敬重”。据《墨庄漫录》等书记载，王安石病重的时候，他的女婿蔡卞还曾到茅山去向刘混康问状。元祐元年(1086)，哲宗赐号“洞元通妙法师”，让他住持东京上清储祥宫。徽宗即位后，更为信重，事无巨细，都要问他。

　　徽宗生了儿子，更加相信道士们“风水有应”的说法了。政和七年，他下旨命兵部侍郎孟揆(kuí奎)，在京城上清宫的东边，依照余杭凤凰山的形势，筑一座万岁山。直到宣和四年，一共花了六年的时间，才把这座山筑成。本名万岁山，最后命名为“艮岳”。

　　清人吴楚村对徽宗建造艮岳，有一段极严厉、极适当的批评：

　　极土木之盛，弹亿万之财，天怒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是时强狄在外，渐为国患，宋之君臣，曾未见其思犯预防之心，而徒今日敛民货，明日劳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离，天命亦叛，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他用孟子的话作了结论，也等于演绎了孟子的这两句话。

　　宋徽宗建造艮岳的时候，正是梁山泊众好汉活动频繁的时候。有的人还是花石纲的直接受害者。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艮岳建成之后，除了花草木石之外，建筑物内部，当然也需要装饰布置。于是徽宗就派宦官童贯到江南去搜索书画珍玩；后来场面愈来愈大，竟在苏州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应奉局”，一方面每天都有几千人在那里为皇帝制作工艺品；一方面扩大搜括范围，凡是民间有“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等等手工艺品，样样都要。——当然是不给钱的。

　　苏州应奉局的头目，是朱冲、朱勔父子。他们都是犯了法判过刑的人。也许是“物以类聚”的原因吧，在蔡京的手下做事，却很得蔡京的欢心。于是蔡京就推荐他们到童贯那里当差。有一次，徽宗看到童贯送到京里去的花石，非常高兴。蔡京从宫廷的内线中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嘱咐朱冲，秘密搜集浙江的奇珍异宝送到京里。最初送去的三株黄杨，徽宗就很欣赏，嘉勉了一番。从此送到京里的花石和珍玩就越来越多，逐年增加，运输花石的船只，在汴京与淮河之间往来不绝。当时由十艘左右大船组成的每一支运输船队，都可以称为“纲”，大致相当于“组”、“队”的意思。大量花石竹木由船队经运河运往都城开封的行为，就称为“花石纲”。朱勔为此得到徽宗的喜爱，就让他在童贯的领导下，主持苏州应奉局和杭州造作局，年复一年地强取民间奇花、异木、怪石以充实艮岳。

　　花石纲所运送、供应的东西，主要有太湖、灵壁等地的石头，两浙的花、竹、杂木、海味，福建的奇异花草、荔枝、龙眼、橄榄，海南岛的椰子，两湖的竹木，四川、两广的奇花异果，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等地的海错(各种海味)、文石(雕刻和印章用石)等等。朱勔把这些奇花异石运到开封后，供皇帝和大臣们盖宫殿、造花园、建住宅用。

　　《水浒传》中杨志等人，就是因为运送花石的船被风浪所翻，先是逃亡，最后上山当了强盗的。由于抢夺来的花石竹木数量太多，络绎不绝的花石纲船队，致使运河航道不畅而不得不部分改用海运。应奉局的官吏、差役在抢夺浙江民间花石竹木的时候，乘机敲诈勒索，逼得民户拆房毁屋，甚至卖妻鬻(yù玉)子，倾家荡产，民怨沸腾，终于在浙江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方腊起义。

　　朱勔是个小人。得势之后，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他一方面借口替皇帝办事，向内府要钱，一开口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一方面在民间搜括，老百姓家里的一石一木，只要有点儿赏玩的价值，就派兵卒闯进去，贴上皇家的黄色封条，不但产权归了皇上，还要责令原物主负责保管，如果有所损坏，就是“欺君之罪”，一律杀头。凡是比较大的东西，搬运不便，就连物主的房屋也被拆掉。即便是在郊野的东西，不论是山巅谷底、深渊巨壑，都要千方百计、不惜牺牲人命去找来。运送这些“皇家宝物”的差役们，也是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甚至凌辱到州官、县官的头上。

　　朱勔的横征暴敛，造成了江南老百姓卖儿鬻女、家破人亡。方腊造反的口号，就是“诛朱勔”。说徽宗为了建造艮岳而动摇了国本，失去了民心，绝不过份。

　　徽宗为了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奢侈享受，大肆挥霍国库的积蓄；朱勔等人打着收买花石的旗号，从国库里领钱，却把这些钱放进自己的腰包，而采办花石，大都是驱使民工到太湖边、深山中开采的。国库空虚了，朝廷又变着法儿增加赋税，使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除了改革币制、以铜代铁之外，还滥发称为“钱引”的纸币。

　　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人民已经无法维持最低生活了，徽宗却还让宦官杨戬和李彦主持“西城括田所”，侵夺民田作为“公田”，仅仅十年时间，就夺得民田达三百万亩，使用各种手段，把自耕农变为佃户，强迫他们向朝廷交租。

　　什么叫“括田所”？的确就如字面解释，是一个真正“搜刮民田的场所”！

　　徽宗初年，宦官杨戬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立法，清查可以种稻的田地，收索民户田契，辗转向上追查，直到无契可证，就把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原本拥有土地的种植户(包括地主和自耕农)立即变为佃户，必须交纳“公田钱”。民间田地买卖，一般都只保留卖方的田契，再追查卖方以前的田契，困难很大，何况追查旧田契没有时间年限，仅凭“直到无契可证”这一条，几乎就可以把所有民田统统“收归国有”。这一“高招”继而推广到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又设“营缮所”，专门检括公田。后来“稻田务”和“营缮所”合并为“西城所”，把所有荒地废田都作为“公田”，强令百姓承佃，交纳公田钱。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宦官李彦继任，更为凶狠残暴，凡是民间的好田，都指使他人诬告为荒田，田主虽然有地契也没用，立即“括”为公田。甚至鲁山(今属河南)全县的农田都被括为公田，原业主只能作为佃户(相当于一次变相的土地改革：不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是把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许多投诉者反被拷打，甚至受刑致死。浩淼数百里的梁山泊(注意：这里说的是历史，而历史上宋江等人只是“淮南盗”，根本就没有进驻梁山泊)，本是济州(今山东巨野)、郓州(今山东东平)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也被按船强行收取赋税，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在李彦及其党羽的摧残之下，北方地区也是民不聊生，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

　　蔡京当权期间，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诏书也不依“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上奏后颁行”的正规途径拟发，而是请徽宗亲笔书写后立即颁行，称为“御笔手诏”，甚至让宦官代书，以达到他们任意胡作非为的目的。

　　北宋的内忧固然严重，盗匪横行，起义不断，但如果不是金兵南下，北宋还不至于快速灭亡。是不是可以说：北宋的灭亡，内忧是内因，外患是外因呢？

　　可以这样说。下面我来简单说一说辽金侵略北宋的经过历史。

　　宋朝的版图最小，北边的疆界，所谓的“三关”，就在今天河北省的霸县以南一带。霸县及其以北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蓟县，也就是当年的“燕云十六州”，都在公元936年被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为了自己当皇帝主动送给契丹、即辽国的祖先了。赵匡胤建立宋朝，没有把石敬瑭送出去的领土收回来，当是一大失着。

　　辽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北宋徽宗政和五年)，女真人势力增强，完颜阿骨打建立了一个奴隶制的国家，自称皇帝(金太祖)，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并在当年就大举进攻辽国，节节获胜，进据东京①、黄龙②，占有辽东、长春两路。辽国在边地州城多年储备的粮饷，也都被金人取得。1117年，阿骨打建号大圣皇帝，改元天辅，遣使与辽国议和。金国对辽国提出的条件是：辽册金帝为大金大圣大明皇帝，称兄，每年给金国输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割辽东、长春两路地。辽国答应册立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不称兄，其余一切照办。阿骨打不允。1120年(宣和二年，也就是梁山好汉们排座次的那一年)，阿骨打亲攻辽国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上京留守投降。辽国天祚皇帝逃去西京(今山西大同)。辽朝郡县失去将近半数。

　　1124年冬，辽国天祚皇帝从夹山出兵，南下武州(今河北宣化)，遇金兵，一战溃败。辽国将领大多率部投降了金国。1125正月，天祚皇帝经天德军过沙漠往西逃。二月在应州(今山西应县)被金兵俘掳，在金朝被囚一年多后病死。

　　契丹从916年建国至天祚帝被俘，凡209年，终于被金国所灭(其中曾建有西辽，于1218年最后灭亡)。

　　金国强大以后，并不以取得辽国的国土为满足，时时觊觎富庶的中原，并把燕云十六州作为侵略宋国的跳板。

　　整个宋代，北方边界和辽国、金国的战事连年不断(抗辽名将杨家将故事，就发生在宋仁宗时代)。宋徽宗继位以后，看不见国际形势的紧张，不知道把主要精力用于如何组织力量去抗辽、抗金，却花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去建造一个供他个人享乐的皇家园林：艮岳。

　　宣和二年(1120)，宋徽宗也曾经派遣使臣和金国订立盟约，企图夹攻辽国。当时两国商定：宋兵负责攻取燕京折津府，灭掉辽国之后，大宋朝廷把原来献给辽国的“岁币”全部转献给金国。但是宋军进攻燕京，却打败了。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宦官童贯，秘密派使者到金营，请求金兵攻打燕京。金兵攻下燕京以后，要求北宋朝廷拿出“租燕京税”100万贯。宋徽宗无可奈何，全部答应了金国的要求。从此，宋朝每年除了向金国交纳“岁币银”40万两之外，又增加了100万贯“燕京租税钱”。

　　但是金国并不遵守盟约，取得辽国国土之后，立即回过头来，攻打大宋领土。仅仅五年时间，到了宣和七年(1125)，金军分兵两路大举进攻北宋，一路由粘罕统率，进攻太原；一路由斡离不统率，进攻燕京。两路金军计划在宋都东京汴梁会合。宣和七年十二月，粘罕派使臣到太原去见宋朝的权臣宦官童贯，要求宋朝割让河东、河北地区。童贯不知所措，吓得急忙逃回东京去了。金兵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如入无人之境，到了太原城。斡离不的军队也迅速抵达燕京城下，宋将郭药师不但不战而降，还引着金兵转攻东京。

　　整天沉湎于欢乐之中的宋徽宗得到报告，吓得坐立不安，这时候才急忙下令取消花石纲，并且下了一道“罪已诏”，一方面承认了自己的一些过错；一方面号召各地军民起兵“勤王”，入援京师；实际上他已经吓得丧魂落魄，正在积极准备南逃。他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让儿子留守京都，抵御金军。给事中李纲写了一纸血书，面呈徽宗，劝谏徽宗传位给太子，以便组织抗金活动。徽宗知道大势已去，如果再不传位给太子，一定会遭到天下人的唾骂，自身的安全也难保了，于是，决定传位给太子赵桓，任命给事中吴敏为门下侍郎，专门辅佐太子。

　　金兵长驱直入，逼近东京，徽宗又怕又急，拉着大臣的手说：“没想到金国人会这样背信弃义!”说着一口气上不来，晕倒了。群臣急忙把他抬到御床上，灌药救治，被救醒后，他要来笔和纸，写了“传位于皇太子”几个字。吴敏草拟诏书，正式宣布传位给太子赵桓，这就是宋钦宗，第二年改国号为靖康(前后只有一年)。徽宗退位，称为“太上皇” ，但仍自号教主道君皇帝。

　　1126年(靖康元年)，金军渡过黄河进逼东京，宋徽宗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借口烧香，仓皇逃往安徽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一直逃到镇江。直到第二年四月，围攻东京的金兵被李纲击退北返，徽宗才回到东京。在这样的形势下，徽宗居然不顾国家的安危，照旧过着他所习惯的腐朽生活。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底，金兵再次南下，十二月十五日攻破东京，大肆搜刮金银绢帛，废赵佶和赵桓为庶人。第二年(南宋建炎元年)三月底，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等数千人，以及百工技艺、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皇家藏书等押送回金国，东京财物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实际上“靖康”年已经在元年就结束，当时已经是南宋建炎元年了)。

　　徽宗和钦宗一同被金兵俘掳，押到北边，先被囚禁在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受尽折磨凌辱(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到金国都城后，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阿骨打的庙宇，表示金帝向祖先献俘；赵佶还被金帝辱封为昏德侯，等等)，后迁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宋徽宗一共被囚禁了九年。南宋绍兴五年(1135)四月甲子日，终因不堪折磨死于五国城，终年五十四岁。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乙酉日，根据宋金协议，金国将宋徽宗遗骸运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由宋高宗葬于绍兴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35里处)。立庙号为徽宗。

　　徽宗被掳以后，押解到女真去的中途，曾在驿馆题了一首诗：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对比他在开封当风流皇帝的岁月，真是天壤之别，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

　　宋徽宗从十八岁做皇帝，当了二十五年“风流天子”，到他退位的那一年，也才四十三岁。应该说，这个年龄段，是一个人的体力、智力的旺盛期。他不是不知道国力衰弱，也不是不知道辽、金在觊觎中原。但是他根本不想当“中兴之主”，没想到要富国强兵，居然置内忧外患于不顾，每天除了写字、画画儿、嫖妓女之外，就是热衷于建设皇家园林。可以说，北宋的迅速灭亡，主要是他的责任！

　　《水浒传》所描写的故事，就发生在宋徽宗时代。《水浒传》对于赵佶的昏庸，并没有隐晦。写他的“破格任用”高俅，实际上就是用形象思维在影射赵佶是个昏君。对于蔡京、高俅等贪官污吏，《水浒传》也尽一切可能给予讽刺、批判、揭露。问题的焦点，在于宋江等一百零八人盘踞在梁山泊，所起的是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

　　六十年代，那些自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主张暴力革命，他们用简单的“阶级斗争”眼光看问题，把一切造反派都等同于革命派，而且越左越好，因此对于宋江的念念不忘招安，说成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投降派。

　　这个问题，一定要回到北宋那个时代背景去，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一想，才会有恰当的答案。

　　数据工程师何钐先生曾经统计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上山的原因，结论如下：

　　个人有过错上山避祸的：   43%
　　被俘之后逼降或劝降上山的：  18%
　　毫无理由地自愿上山的：   17%
　　被官府陷害不得不上山的：   12%
　　被梁山人陷害不得不上山的：  11%

　　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上山的原因固然错综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乎这样五种人。这里面，有的直接上山，有的则是从别的山头归并过来的。

　　这五种人，由于上山的动机不同，对“出路”问题的考虑也不同。

　　像王英、张青这一类铁杆儿歹徒，他们喜欢的是自由自在，没有权势欲，不想当官，更不愿意在别人特别是军纪、国法的制约下生活。反正他们杀人很多，也不奢望赦免，所以上山以后是过一天算一天，有酒有肉有女人就满足，只要有机会继续打家劫舍，他们是会把当土匪进行到底的。

　　以阮家三兄弟为代表的大部分“头领”，他们胸无大志，只求自己日子过得快活，就十分满足；原本靠打鱼或抢劫为生，生活并不富裕；当了土匪以后，相当于从个人做小本生意转到大字号买卖家当伙计，既不用交纳租税，生活也相对安定，日子过得很舒服，有酒有肉，还有充足的赌本可以随意赌博。这样的人，并不追求高官厚禄，也没有报效朝廷的忠心，更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只求梁山不被剿灭，能够长期“快活”下去，就心满意足了。——“文革”期间的“全民评水浒”运动中，居然说阮氏三兄弟是“坚定的革命派”，不知所据为何。

　　像林冲、关胜、呼延灼这一类人，原本是军官，或被逼、或被俘上山当了强盗，他们当然不是十分自愿。有朝一日朝廷来招安，他们还是愿意继续走“正路”的。

　　像宋江这样的人，自以为读过书，有权谋，他处心积虑地“广行仁义”，“结交天下好汉”，目的当然不是仅仅在县衙们当一个小小的押司；他重友情而轻国法，身为公门中人而敢于私放抢劫犯晁盖等人；由于偶然的起因，杀死了一个娼妇阎婆惜，不得不逃亡在外，最后事情闹大了，又不得不上山当了强盗头子。尽管他的强盗山后来发展到了有一百多个大头目、两万多个小头目和喽啰的规模，但是对于领袖欲极强的宋江来说，一个“寨主”的身份，是不能满足的。这时候他可以有三种打算：一种是安于现状，当一辈子强盗头子，死在哪里都无所谓。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一种是带领兄弟们杀奔开封，取皇位而代之。他可能也有自知之明，懂得仅凭他这点儿人马，力量是不够的(小说里描写他有两万人马，而且战无不胜，只是一种虚构，实际上梁山泊地盘极小，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兵力，历史上真正的宋江，只有三十六个头目，全部人马大约几百人)。最后一种，就是争取或等待朝廷招安，当一个名正言顺的朝廷命官。——他已经是梁山泊的首领，招安以后，他肯定比众兄弟的职位都高。

　　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如果他们被招安以后，果然到抗辽或抗金前线去打击入侵者，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宋江他们是“投降派”吧？

　　宋江的思谋不足处，是奸臣当道，能不能容纳你们这些不安定分子、犯罪分子；施耐庵的思谋不足之处，第一是没有给宋江编一本《抗敌救国经》，以便他常把“抗敌救国”挂在嘴边；结果宋江明明是出于“尽忠报国”的动机，竟被曲解成“背叛农民阶级，投降封建皇朝”了。第二是不应该编写违背历史的征方腊和“大获全胜”的征辽，而应该写宋江等人投降以后奉命去抗金，在前线英勇牺牲或被奸佞所害，这就能够提高宋江等人的身价，而且也更加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了。

　　我个人的观点：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土匪强盗们能想到民族利益，以“大局为重”，总比继续打家劫舍危害百姓、分散国家兵力强吧？这就好像抗日战争期间，也有许多“杆子”或出于爱国、或出于被说服，枪口一致对外，成了民族英雄；这样的人，即便他们是和国民党合作抗日，难道我们也要谴责他们是“投降派”吗？

　　读小说要注意当时的时代背景，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是在几百年前，人们往往只注意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和文字，连金圣叹这样的大才子评论家尚且不能免俗，何况一般读者了。最早提出来读《水浒》要注意时代背景的明眼人是王韬①：清光绪十四年(1888)，他就在上海大同书局石印本的《第五才子书·卷首》中说：

　　盖于时宋室不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赏善罚恶，倒持其柄；贤人才士，困踣(bó搏)流离，至无地以容其身，其上者隐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于盗贼。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读《水浒传》，方谓善读《水浒传》者也。

　　宋徽宗时代，是一个政治黑暗、内外交困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水浒传》所应该反映的，是人民生活的疾苦、百姓和政府尖锐的矛盾、爱国志士踊跃参加抗金斗争的英勇，等等。但是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所描写的社会面貌，虽然也有高俅、蔡京等贪官的种种劣迹，对照那个时代，所反映的还很不全面，很不深入。特别是写到宋金边界和金国版图内蓟州的汉人处境和生活，几乎连一点儿“异族压迫”也没有涉及。宋江投降以后，所写的“征辽”，没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所谓的“大获全胜”，完全是空穴来风，缺乏现实意义。——徽宗时代虽然也有过“征辽”之举，但统兵将领是童贯、蔡攸等人，与宋江无关，而且屡战屡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