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公司对每一个新进入的员工都要讲述一个传统故事：在公司艰难创业时期一个美国大买主曾经要负责美洲业务的盛田昭夫分别报订购5千、1万、3万、5万和10万台收音机的单价。
     一般来说，总是订货越多单价越低。但盛田昭夫经过计算之后却报了一个奇怪单价：5千台是常规价，1万台要给折扣，3万台价格开始上升，5万台的单价居然高于5千台，10万台的单价最高。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盛田昭夫解释说，要是我们签了10万台的合同，就得建新的工厂、购进设备和招聘工人，如果第二年签不到续订合同，公司就会陷入困境。他着重声明：“在日本，我们不能按订货的上升和下降来聘请员工和解聘员工。我们对员工负有长期的义务，员工对我们也是这样。”
     索尼的员工一开始接受的不是“感恩教育”，而是“责任教育”。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责任教育”是对等的。身处这样的企业文化之下，员工首先想到的不是解聘的危机，而是基于审美观点认同被尊重而产生的骄傲、自豪和承担义务的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