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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篇猛的：周汝昌与胡适一段红楼公案

发表时间： 2008年01月11日 00时11分评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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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红学史上一段学术公案真相的考察

淮茗
    不管历来对胡适红学研究实绩的评价究竟如何，他是新红学当之无愧的开山祖师，开一代红学研究新风，这一点则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应该不会存在什么异议。早期红学研究的几位主干人物如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都曾与胡适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1。俞平伯、顾颉刚二人是胡适的学生，他们与胡适的交往情况因相关资料较为丰富并早已公开刊布，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后者则因有关文献的缺乏以及当事人说法的不一致而一度成为一桩学术公案，因事关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正如当事者周汝昌本人所言，“形式上似乎只为对于一书一姓的研索追寻，实际上却与时代社会、学术风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关联与意义。”2对此也就不可不辨。
    一、问题的提出
    胡适与周汝昌的交往前后算起来也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因政治局势的变故而戛然中断。但就是这段十分短暂的交往，当事人日后的说法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令人无所适从。
    首先，从胡适这方面来看，他后来虽未曾专门撰文谈论这段交往，即使是在其内容包罗万象的日记中也没有记载，但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曾一度频频提起。如1954年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说道：“你在那信里大称赞周汝昌的书，我完全同意。此君乃是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个最后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徒弟。”同年12月，在致沉怡的信中，他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3也是在这一年，他在给程靖宇的信中写道：“谢谢你寄给我的《红楼梦新证》。我昨晚匆匆读完了，觉得此书很好。我想请你代我买三、四册寄来，以便分送国内外的'红学'朋友。”41960年，他在给高阳的信中写道：“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
'……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51961年，他在给陶一珊的信中说道：“我的一个'红学'信徒周汝昌在大陆上出版了一部六百多页的《红楼梦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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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胡适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在谈到周汝昌时，语气是十分和善的，充满欣赏、愉悦之情，而且言语之间明确将周汝昌视作自己的一个徒弟。虽然他认为《红楼梦新证》“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觉得“此书很好”，对周汝昌的评价也是很高，称赞他“功力真可佩服”，是自己最后起、最努力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徒弟。
    相比之下，周汝昌日后对这段交往则谈论较多，毕竟这段交往对其人生、学术的影响比胡适要大得多。与胡适谈论周汝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汝昌在谈及胡适时言语间明显带有不满和怨气。从建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的这段时间里，周汝昌因政治高压说了一些严厉指责乃至漫骂胡适的话，因其中有一些违心的成分，为立论的客观、公正起见，本文不将其作为讨论的材料，这里只以周汝昌文革后至今的言论为主要依据。
    显然，周汝昌并不认可他为胡适弟子这个说法，他曾委婉地说：“台湾有人说我是胡适之先生的'关山门的弟子'，那实在是一种由于错觉和误解而产生的溢美之辞。事实上，我连胡先生的'私淑弟子'也远远够不上。我实际只是他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一个晚至四十年代才认真思索《红楼梦》问题的后生读者。”7对自己与胡适的这段交往，他是这样概括的：“我和胡适之的交往，时间并不很长，然而回顾起来，也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开头的阶段即上述的经过，因《懋》集而研析曹雪芹的生平的问题。第二阶段是向他借阅《甲戌本石头记》并讨论有关问题。第三阶段则是由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而发生了更大的学术见解上的分歧与争执。”
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将这一交往过程简单的概括为：“二人意见不合，逐步由商讨而变为争论。”9
    总的来看，在谈及这段交往时，周汝昌多强调两点：一是胡适的慨然借书，将《四松堂集》、戚序大字本《红楼梦》，特别是将甲戌本《红楼梦》借给自己，“不管怎样讲，这种慷慨的作风在那时是不多见的”10；一是两人之间发生的分歧与争执。两人交往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曹雪芹的生卒年、《红楼梦》的版本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以致于胡适在其一篇文稿上“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处发表”11。这种争执与退回文稿之举显然对周汝昌的刺激很大，导致了他和胡适的绝交：“我们之间的那一种'忘年'也'忘位
'之交虽然绝不可夸大说成是什么'不欢而散'，但终究因彼此见解间的差距无法苟同与迁就，未能延续下去。”而且这一刺激也成了“《红楼梦新证》产生的真正根源与背景”。12
    两人之间到底是师生之谊还是论争对手？为什么一方称徒弟，另一方却不承认？是不是胡适自作多情，好为人师？这场交往是否像周汝昌所说的那样不愉快以致于“未能延续下去”？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按说当事者本人的陈述最为可信，自然这种陈述也可以有一些误差，正如对口述历史素有研究的唐德刚所说的：“一个人的记忆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13。不过，这种错误虽不可避免，但也应该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不会像胡适与周汝昌这两位当事人之间反差这样大，让人无所适从。因事关红学史乃至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无疑会引起后来者深入探究的兴趣。两人当时的交往虽有面谈，但基本上采取通信的方式，只要看到这些书信，就可以大体弄清事情的真相。不过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先前是很难看到这些书信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等书籍的面世14，许多珍贵文献陆续披露，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周汝昌当年写给胡适的书信现在已可全部看到。至于胡适写给周汝昌的书信，除当时公开发表的那一封外，其他几封据周汝昌介绍，“从1947年冬，到转年的春、夏、秋，大约一共有七次信札往来。这些信，经历了劫数，却因为它们'不一般
'，反倒得以保存住了（目前只有一封存亡未卜）。我打算全部发表，以存历史真实。”15“在'文革'中，我所存各种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抵散亡，而胡函六通，是'重要政治性'证物，反而被完好保存了下来。”162004年，周汝昌在其《石头记会真》（海燕出版社
2004年5月版）一书中以《胡适与周汝昌往来书札》为名将胡适写给他的6封书信整理刊布。
    双方往来书信的公开刊布无疑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这是研究两人交往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尽管此时距书信写作已有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以下以双方往来书信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其他相关资料，对两人这场交往的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以弄清历史真相。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是“一面之辞”，加之所见未广，自然也就未必全部合乎事实，尽管笔者已做了最大努力，力求客观、准确地还原这段历史。如出现失真、不全面之处，还请读者诸君给予批评指正。
    二、对两人交往情况的考察
    这场交往是胡适主动开始的，起因自然是为了《红楼梦》。1948年1月18日，胡适看到周汝昌发表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上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17，很感兴趣，就写信给周汝昌。在信中，他肯定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是一“大贡献
”，同意其对“《东皋集》的编年次序”的推定及“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但同时又表示，“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并说明了两点理由18，这封信于同年2月20日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
    胡适的来信让周汝昌感到“欣幸无已”，并激发了其继续深入研究《红楼梦》的兴趣，因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不过就发现的一点材料随手写成，不但没下旁参细绎的工夫，连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都没有机会翻阅对证一下。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于是，他“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亚东版的《红楼梦》，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并于1948年3月
18日给胡适回信，就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在这封书信中，周汝昌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依敦诚的'四十年华'推雪芹生于一七二四，有根据，配入年谱，合的多，抵牾的少”19。这封书信发表在当年5月21日的《民国日报》上。
    从此，两人书信不断往来，切磋探讨《红楼梦》的相关问题，直到1948年10
月为止。周汝昌写给胡适的书信，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所收，共有8封，这样，加上上面提到的一封，计有9封。胡适致周汝昌的书信据《石头记会真》一书所收，共有6封。这些书信就是下文进行探讨的主要依据20。
    总的来看，周汝昌致胡适书信的主要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一是向胡适本人借书、请其代借图书及提供研究线索。
    胡适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收藏、积累了不少重要的作品版本及文献资料，其中有些堪称海内孤本、希世之宝。周汝昌刚刚涉足红学，向胡适借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否则有些工作便无法进行。这里摘引周汝昌致胡适书信中的一些语句，以见其从胡适处所借图书的情况：“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语，我要全看一下；《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须要检索一番。这都是海内孤本、希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
    “先生如自己无作续考之意，可否将以后续得材料及线索一举而畀余！？”（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
    “先生如果能不时晤及孙先生，可否仍托他把先生允借的大字戚本也带给我一用，如无困难，乞不吝，盼甚感甚！”（1948年10月29日致胡适书）
    周汝昌向胡适借的这几本书在当时可以说皆是世间罕见之书，但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胡适对此明确表示：“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21他还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的来信上批示道：“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可见这些话不仅是说给周汝昌以作勉励的，同时也是说给自己的。
    将甲戌本《红楼梦》慷慨出借并允许周氏兄弟抄录副本自留之举，尤可见出胡适极为宽广的胸怀和对年轻人无私提携的高贵品格，这些胡适先前在与俞平伯、顾颉刚、孙楷第、罗尔纲、吴晗、邓广铭等人的交往中已有充分的体现。胡适在给周汝昌的书信中对这件事是这样表态的：“你们弟兄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抄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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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本人的感受又是怎样呢，他在给胡适的书信中写道：“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作得来的。”23“慨然许诺副本为我所有，并允为作题记，真使我万分高兴！《论学近着》翻旧了，你也概不加罪，我只有感佩。我觉得学者们的学问见识固然重要，而其襟怀风度也同样要紧，我既钦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后者！”
24不过，几十年后，周汝昌在谈论胡适时，则仅提借书一事，而不谈及其他方面了。
    除向胡适本人借书之外，周汝昌更多的则是让胡适帮其代借有关图书资料。其中包括如下一些：“清初集子我翻了不少，材料也多，只是还有些集子明知其中必有材料而只是寻不到的。先生如有藏书友好，亦乞介绍。”（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
    “曹寅的集子我只见了《诗钞》六卷，是最早刊本，先生旧曾借到诗文词并别抄全集，这个我必须一看。先生还能从天津或北平替我代借一下吗？”（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
    “徐星署先生之八十回本，现无恙否？如果将来我要集勘时，先生能替我借用吗？”
（1948年7月11日致胡适书）在得到该抄本已经“
迷失下落”的消息后，他仍要求胡适：“务希先生设法辗转一求此本之下落，谅未必不能发现也。翘企翘企！”（1948年7月25日致胡适书）
    “我现亟欲检看永瑢的《九思堂诗钞》和紫琼的《花间堂集》、《紫琼崖集》等，先生能替我搜借吗？至企至幸！”（1948年9月11日致胡适书）几天后，他再次催促胡适：“我恳切祈求先生仍为我搜借：一、《楝亭全集》本；二，允禧之《紫琼》、《花间堂》各诗集；三，永瑢之《九思堂诗》；四，永忠之《延芬室诗》（戊子初稿）。又先生当初说遍查过康、雍、干三朝的妃子无曹姓者，先生所查何书？专门记载各皇帝妃嫔者有何书？先生说曹寅一女嫁蒙古王子，'蒙古'二字何据？千祈一一详告！”（1948年9月19日致胡适书）
    “先生如到南京，千万抽暇到聚宝山雨花岗上访访'曹公祠'寅还有没有，若有，有无碑版文献？又江宁'儒学'有名宦祠，玺、寅父子俱入祀，亦望一探，或有所获。”（1948年9月11日致胡适书）同样，几天后他再次催促胡适：“我再提雨花岗上的曹公祠，先生千万不要忽略他，最好能去一访，意外收获，是很难说定的。”（1948年9月19日致胡适书）
    “两个最基本的史料：《楝亭全集》本和故宫折子，我全无由运用。先生还能在天津根寻当初的'公园图书馆'的藏书和在北平故宫文献馆给我安排最大可能的便利吗？李煦的全部折子还在。此外还有织造衙门和内务府的文献都是无尽宝藏，必须发掘的，人微言轻的学生，在社会上想作任何理想的事亦困难万分。先生能替我想一个办法，真是受惠无穷的。”（1948年10月23日致胡适书）
    尽管胡适对周汝昌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一切可能的帮助”，但上述这些连续不断的要求显然还是比较“过分”的，即使胡适本人是个空闲时间较多的寻常之人，也很难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何况他当时还是北京大学校长、名闻天下的著名学者，整天有大量的繁杂事务需要处理，而周汝昌只是燕京大学的一名普通大学生。即使不讲这些，仅从辈份上说，胡适也完全称得上是周汝昌的前辈，事实上在书信中他一直称胡适为“前辈先生”。这种一名普通大学生将大学校长、著名前辈学者当“书童”使唤的现象在中外学术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胡适平生做学问，无论是做《红楼梦》及其他小说研究还是《水经注》研究，得力于友朋学生处不少，像这样帮别人大量搜集资料、借书、寻找研究线索的事情似乎也是平生仅有的。
    但即使是这样，胡适还是尽量去做，这可以从其书信中看出来，比如：
    “你若没有见到大字本，我可以借给你。”
    “《四松堂集》现已寻出，也等候你来看。”25
    “《四松堂集》，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
    “故宫里曹寅、李煦的密折，都绝对无法借出，只可等将来你每日进去抄读了”。26
    由周汝昌的上述要求也不难想见，如果没有胡适的大力帮助，他的《红楼梦》研究是否还能进行下去，其《红楼梦新证》是否还能写成。但令人遗憾的是，周汝昌到目前为止，除了说胡适出借几本藏书给自己外，对胡适的其他帮助则一概不提。
    周汝昌致胡适书信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向胡适请教，希望得到其帮助、指导与提携。
    除向胡适借书外，周汝昌还不断向胡适请教，希望其能在研究方面给予帮助、指导和提携。在给胡适的书信中，他一再表示自己要继承胡适所开创的红学事业，并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胡适的传人：“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因为许多工作，都只开了头，以下便继起无人了，所以我要求创始的先进，加以指导与帮助。”（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
    “先生斩荆披棘，草创开荒，示人以周行；然先生太忙，又岂能以此为专务，耕稼经营，正须要有人追踪先生，继续工作。先生如不以我为谫陋不可教，希望指导我，赞助我，提携我。”（1948年7月11日致胡适书）
    “先生之后，并无一人继起作有系统的接续研究，为我派吐气。……所以我这样孜孜于此事，也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1948年7
月11日致胡适书）
    显然，周汝昌此时是主动、自愿以弟子的身份和胡适交往的，在上述几段话中这一意思已经表露得十分明确。这种请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求研究方法上的指导。在进行集本校勘之前，他向胡适询问“关于集校时实际上应注意之点，及正当之方法，仍希续加指示。
”（1948年7月25日致胡适书）
    另一方面则是请胡适帮忙审读、推荐发表论文。1948年7月25日，周汝昌在给胡适的书信中附送其《跋脂本》一文，“请求指正，并希设法介绍他报刊登。”胡适读后，感觉不满意，认为“必须多用一番剪裁之功”，“古文工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27，建议周汝昌“重加精密的好好写一下”28，“去累赘而存异文”，并准备费些工夫帮其“删为一短洁可看的小文”。29
    从胡适写给周汝昌的回信来看，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他确实给予了周汝昌全方位的耐心而热情的帮助和指导。比如当他得知周汝昌身体不好时，就嘱咐他“暑热中当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30，要“着意休息”31。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在治学上，他告诫周汝昌“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33，“你应当努力写白话文，力求洁净，力避拖沓，文章才可以有进步”，“作文必须痛改痛删，切不可随便写”34。他还把孙楷第介绍给周汝昌：“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红楼梦》的掌故。”35
    对此，周汝昌皆表示“我一定听从先生”36，“先生临行之前，想象是在怎么百忙之下，还连接为我而写两封信，那样恳挚指导，中心藏写，迄不能忘”，并向胡适转述其兄长的话：“在相交不久之下，便获得了先生那样亲切的信，已是自己人的信，不再是写给生人外人的信了，这是极为难得的事”37。当时的社会局势极为动荡不安，就连周汝昌自己都说“家国学校，无一处不使先生忙碌劳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宁贴，我时时以极不要紧的闲事来琐渎清神，实感不安之至”38。但就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情境中，胡适于千头万绪间还能对一个年轻人的治学研究给予如此耐心、热情的指点和帮助，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绝好典范，应该给予大力传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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