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在南方8省14个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项英被任命为副军长（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项英从1937年11月开始筹建新四军起，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三年多时间里，除1938年7月28日至10月22日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1月12日2月5日去苏南第一、第二支队视察外，其余时间都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主持工作，业绩卓著。由于人们都知道的历史原因，项英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长期被抹煞，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事实求是的革命路线后，才陆续介绍了一些。在纪念新四军成立70周年的时候，笔者根据多年来研究军史过程中接触到的史料，应约将新四军的奠基人之一项英对新四军创建、发展、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一、参与确定新四军的编组原则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项英在会上作了报告，主要讲到：南方各游击区的主要情况；红军和游击队的分布状况和对党中央的基本态度；改编的初步意见，大部分集中，留三分之一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加强党和军事领导方面的建议。会议在讨论时，毛泽东首先发言，称赞项英的报告很好，建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分会主要领导人均由项英兼任。会议在讨论后确定：成立东南分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成立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同日，项英与毛泽东联名，复电叶挺：“新四军原则上可照军何（按：指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长江以南个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其它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军何派人。”这就是对新四军的编组、部署何干部配备表明了基本态度。特别是强调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为尔后在新四军部队中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项英在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后，12月18日到达西安，与中央军委第一批派往新四军的50多名干部会合，乘火车去武汉。项英23日到达武汉后，立即同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成员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会面，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和组织领导的决定事项，介绍了军委派往新四军的领导骨干情况，就新四军干部配备等问题进行研究，并于当日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当晚，项英与叶挺军长交流情况，就部队编组、干部配备何近期工作安排达成共识。25日下午，项英与叶挺及内定为参谋长的张云逸召集已到武汉的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包括内定的参谋处长赖传珠、组织部长李子芳、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处长宋裕和军医处长沈其震、侦查科长李志高、通信科长胡立教等开会，叶、项分别报告了抗战形势、上海和南京失陷经过及原因，布置了当时的工作任务。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第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军部机关成立的会议。
    对新四军的具体编组，原提出的几个方案均未达成协议。项英在同中国代表团、长江局成员和叶挺、张云逸研究后，商定了编组的最后意见，由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谈判中，项英根据中央的意图，在坚持国民党不得插手、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同意在军以下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编为两个团。国民党当局同意这个方案。在隶属关系上，最后确定新四军由国民党第三战区管辖（第四支队由五战区管辖）。从而使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问题最后得到解决。
    12月27日，项英向叶挺军长介绍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就领导骨干配备作了研究，确定了军机关部分处长（部长）、科长的配备。当日，项英向毛泽东、洛甫报告：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支队等于旅，并就干部配备提出了建议。第二天，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及支队以上干部配备方案。项英接电后，立即转告叶挺军长，由他按规定程序办理支队以上领导干部的任免事宜。几天后，即1938年1月上旬，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被委任为新四军第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
    二、动员高度分散的游击队集中编组
   1937年12月下旬，项英在武汉会见了鄂豫皖边游击区负责人高敬亭、湘鄂赣边游击区负责人傅秋涛、豫南边游击区负责人周骏鸣，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的决策，听取他们的汇报，同他们研究了部队集中编组的问题。
    1938年1月6日，项英率军机关由武汉移驻南昌后，立即与在那里主持联络的陈毅会面，接连听取了闽赣边游击区负责人黄道、闽东游击区负责人叶飞、皖浙赣边游击区负责人李步新等汇报，传达党中央指示，研究集中编组事宜。他在主持东南分局成立后，把向各地游击队传达中央指示、动员集中编组、开赴抗日前线作为紧迫任务，确定他和陈毅、张云逸、曾山分赴各地进行。项英和曾山于1月16日起动身，先后赴湘赣边游击区和赣粤边游击区，进行传达动员，分布具体研究了集中和编组事宜。
    应当指出，各地红军和游击队由于长期分散打游击，从天天同国民党军作殊死斗争到突然合作抗日，从反蒋到转变到联蒋，思想弯子转得大，动员工作艰巨。项英和陈毅、张云逸、曾山等一道，反复传达党中央指示，讲抗战形势，进行耐心说服，使绝大多数同志较快理解和接收了党的路线、方针，同时及时解决改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保证了集中编组任务的完成。
    2月6日，三战区转发蒋介石的命令，要求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于2月20日到皖南歙县岩寺一带集结，第四支队到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集结。各地游击队由于高度分散，路途遥远，交通困难，通信联络落后，多数于3月到达，路远的第二支队于4月18日到达。至此，就将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编为4个支队，共10300余人。集中编组的进展比较顺利，速度是相当快的。正如张鼎丞在《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一文中所说的：“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
    对项英在新四军编组过程中的作用，陈毅给与了充分肯定。他在1940年10月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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