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调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项英从筹建新四军起，就重视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他指出：“ 党的领导决定斗争的前途。”“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营垒，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1939年7月，项英领导军分会和大会主席团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分析了部队党的建设情况，强调在斗争中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会议以后，部队党组织得到很快发展，党员数量由开始的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在作战和建设中党员发挥了骨干作用，作战中伤亡的指战员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共产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光荣。
   项英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组建、向敌后挺进等方面的指示，要求部队认真执行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他在1938年2月16日提出，要以毛泽东的指示作为“纲要”来指导工作，加强对外的宣传。所谓“纲要”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意思，当时能这样做是很难得的。1939年2月9日，项英在新四军第二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要用毛泽东关于抗战新阶段的报告来统一指战员的认识，并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
   项英重视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他说：“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不仅不能生长壮大，而且不能生存。”“要把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加强，把头脑武装起来，意志坚定起来，这样才能百折不回的斗争下去。”他指导召开了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及组织、宣教、青年、敌工等业务会议，对指导部队政治工作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他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经常给干部作报告。他领导创办了《抗敌报》和《抗敌》杂志，经常撰写文章，宣传新四军的抗战消息和光荣传统，介绍建军、作战的经验。他对陈毅所写新四军军歌原词《十年》，和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共同讨论修改，突出了东进抗敌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形成了由陈毅原词、集体改编的《新四军军歌》歌词，加之作曲家何士德的谱曲，使这首军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为广大指战员所热爱。他根据当时所处环境，告诫部队不要“把统一战线曲解为自己与人家一样”，“要加强马列斯（即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学习，来巩固自己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加强，成为激励广大指战员革命斗争、勇敢打击敌人的巨大力量。
   项英十分重视部队的团结统一工作。当时延安派往新四军的干部来自原红一、二、四方面军，特点各异，而来自各游击区的干部山头又多，项英努力做团结工作。新四军开始组建时任第六团团长、后任第一师副师长的叶飞曾经指出：“新四军是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组成的，一下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军，需要看克服山头主义，才能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不容易的。”“那时不要说一个团一个山大王，有的一个团几个山大王呢。所以说这一条项英同志起了作用，叶挺不可能起这个作用。第二条是克服游击习气，使部队正规化，他（指项英）是做出了贡献的。”
  鉴于当时部队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联系增多，项英强调要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1938年1月10日，他率军部移往南昌后的第四天，就向干部专门作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讲话。他为有利于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将“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作为开始核定8个团对外的代字，如一团叫“保团”，六团叫“良团”。项英对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几乎逢会必讲，《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一文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项英不仅号召艰苦奋斗，更带头实践。他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吸普通的烟，工作经常熬夜，作报告，自己查资料、列提纲，写文章，自己动手。1938年11月，项英在云岭用自己的津贴费来招待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当时陪客的军部战地服务团油画家涂克，在那53年后还对此专门写出回忆文章，赞扬了这种高尚的克己奉公的精神。
  项英为实现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重视培养干部。他知道，部队要发展，根据地要开辟，需要大批干部，除重要骨干请党中央、中央军委派遣外，主要靠自己努力。1938年1月，军部移至南昌后，当即决定办教导队，2月15日第一期开学，4月扩建为教导营，7月扩大为教导总队，由副参谋长周子昆兼总队长，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政治委员。他们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在三年间培养出四五千名干部，成为部队建设的骨干力量。在教导队第一期毕业的朱云谦，在那数十年后担任了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日清担任了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在教导总队毕业的万海峰，在数十年后担任了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四、迅速组织部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新四军组建后，首先面临着部署问题。1938年2月14日，项英和陈毅向毛泽东建议：新四军组建后，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量前伸，向苏浙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配置。第二天，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4月初，军部进到岩寺后，项英就遵照毛主席关于苏南最有利于发展的指示精神，确定派先遣队去苏南进行战略侦察，向党中央作了报告。24日，毛泽东以称赞的口气电复项英：“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项英接电后立即和叶挺、陈毅等一起，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部分团一下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队，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28日出动。29日，项英向毛主席报告：由粟裕率领的先遣队已于28日出发，各支队不日将陆续跟进。派出先遣队，从接到复电到具体组织以至开动，实际上只用了三天时间，速度是相当快的。
  1938年5月4日，毛主席致电项英：“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以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毛泽东这一指示，项英和陈毅、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等一起作了认真贯彻。6月15日，项英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陈毅率一支队和粟裕所率先遣队已在溧水之剧新桥会合，目前正着手在茅山地区建立根据地；其他支队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也作了部署。6月23日，项英致信陈毅：“你们目前应以茅山、瓦屋山为根据地（包括新桥之西北山区），并在镇（江）、句（容）之间山地及丹阳西北山地建立基点，依靠这些基点向四周游击”。项英这些安排，既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也为在苏南战斗的第一、二支队指战员的实践证明是切合实际的。
  在这前后，第四支队在蒋家河口取得新四军首战的胜利，先遣队在韦岗设伏获胜，第一支队取得了新丰等战斗的胜利，第二支队在当涂、芜湖间伏击获胜，第三支队在皖南前线取得马家园等战斗的胜利。项英和叶挺及时上报，在报纸上刊登消息，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大江南北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项英通知陈毅、粟裕等赴云岭听取指示。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与叶挺、项英、陈毅等商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项英对这个方针作了积极贯彻和具体部署。
  关于向东作战，有人说项英反对派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东进，至今查不出第一手史料，可他不赞成“江抗”西移却是有据可查。同年10月26日，项英在向党中央报告“江抗”西移时，指出：“江抗”西移，是由于他们“无信心及不了解坚持东路的意义所致。这是大的失策，增加今后困难。但事已如此，不能冲回东部”，我们已派何克希、赵伯华等东返主持。这个电报还讲到：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进攻，要“依自己方针，给予必要反击，不能斗争，不给反复者以打击，就难生存，也不易发展。”1940年1月20日，项英又向党中央提出开辟苏南东路（按：指江阴到无锡公路以东、宁沪铁路以北地区及以南部分地区）的建议，三月派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为“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加强对东路地区工作的领导。这些，清楚地表明了项英对向东作战和发展壮大力量的基本态度，也说明了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是主张采取针锋相对而不是一味迁就退让的。
  鉴于张鼎丞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项英与1939年8月20日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建议，第一、二支队统由陈毅指挥。随后于11月7日，由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织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指挥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
  关于向北发展，项英是积极拥护和实践的。1938年11月17日，项英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派张云逸参谋长率军部特务营和一批干部去皖中，加强了江北抗日斗争的领导。1939年三四月份，项英或与叶挺联名，向党中央、军委多次提出开展江北工作的建议，包括：组建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参谋长兼指挥，军参谋处长赖传珠任参谋长，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以第八团为基础，扩建成立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2日，项英向党中央报告：已命令第六团及第四团、管文蔚部各一个营，由叶飞、张道庸（即陶勇）率领，由扬中过江，向天长前进。这几支部队，先后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展开于扬中、仪征、六合等地，开展抗日斗争。随后，又派康克清率军部战地服务团大部去苏南。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江南主力北渡后，顽固派韩德勤向重庆蒋介石告状，项英及时向党中央和南方局报告管文蔚、陈毅先后率部北渡，遭到顽军袭击及被迫自卫还击的经过，为党中央、南方局开展政治斗争提供了情况。他还派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率一批干部赶赴苏北，协助陈毅开展地方工作，任中共苏北区党委副书记（陈毅为书记）。在这期间，项英将3个营派往皖中，除张云逸赴江北时带去军部特务营外，有1939年4月由叶军长带到江北的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有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于1940年7月带到江北的第五团第三营（不久改为挺进团）。这对增强江北部队的骨干力量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这期间，项英指挥第一、三、五团坚持皖南抗日阵地的斗争。当时皖南是全国抗日前线，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真正积极抗日的只有新四军。1939年春，将第五团调到繁昌，第一团进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日军遭到打击后，多次对新四军地区进行“扫荡”，均被挫败。1940年4月，项英和军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在父子岭、何家湾、九郎庙等地与敌激战，歼敌900余名。10月，日军又对皖南进行大“扫荡”，项英协助8月返回军部的叶挺军长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作战，取得歼敌2900余名的重大胜利。从而保卫了皖南抗战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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