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与新四军（三）
　　
　　五、积极争取外部对新四军的支持    由于蒋介石的政治偏见，当时新四军的编制数额、军饷发放等方面，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歧视和限制。1938年春，国民党当局发给新四军的军服，只够供给军部和直属单位及一部分部队，前方部队只能每四个战士发一套军服。军饷，开始每月6.5万元，经一再交涉，加之新四军战果累累，到1939年增加到12万元，也只相当于其嫡系一个丙等师的三分之二（第五十二师每月8万元）。在这样情况下，项英和叶挺等一起，大力争取爱国志士和华侨的支持。1938年春，上海失陷后西撤至南昌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原是上海行业救亡组织，拥有23辆卡车、2辆救护车和120多名技术人员，正面临着为谁服务的问题。国民党三战区想把救护队拉过去，而以秘密的中共党员为骨干的成员倾向于跟着新四军抗日救国。这样，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项英和叶挺于1938年3月9日出面接见救护队全体成员，就对他们的走向起了重要作用。到4月，全体队员在中共党员的带领下，避开国民党三战区，带着全部车辆、器材，到皖南岩寺集体参加了新四军。这使刚组建的新四军增加了一批运输车辆和技术人才。1940年初，项英得知华侨、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陈子谷的养祖父去世，就和袁国平主任商量，批准其去泰国奔丧和分遗产。陈子谷怀着对祖国、对新四军的热爱，广泛宣传新四军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光辉业绩，发动旅泰华侨捐款抗日，共筹得6万多银元，连同分到的遗产20多万银元，回国后全部捐献给了军部。这笔钱，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粮饷，还解决了当年冬季棉衣的费用。     1938年7月，项英会见了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宣传部长沙文汉，坦诚地说明新四军的处境和困难，希望上海地下党在经济、干部等方面给予帮助。刘晓、沙文汉当即允诺。此后，上海地下党对新四军的支援更多了，动员不少学生、工人参加新四军。10月，项英和李一氓为使上海人民了解新四军英勇战斗的情况，派人将反映新四军情况的大批图片和文章带到上海，地下党通过《译报》和《译报周刊》介绍出去，使沦陷后变成“孤岛”的上海人民受到巨大鼓舞，激发了抗日的热情。11月底，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上海民众慰劳团来到云岭，项英代表时在广东的叶挺军长和军部及全体指战员表示欢迎，介绍了新四军浴血奋战的情况，慰劳团返沪后，运用多种形式宣传新四军，介介绍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听众很受感动，很快出现了宣传新四军、呼吁支援新四军的热潮。仅两个月，医药界就捐献了1.1万元的药品和现金，秘密送往苏南一支队。1939年4月底，上海地下党派出以戏剧界青年为主要成员的第二批慰劳团，冲破种种封锁和干扰，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项英向他们介绍了新四军英勇杀敌的情况后，动员他们留在新四军，多年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副团长、共产党员扬帆及大部分团员，为项英的谈话所感动，欣然留下参加了新四军。
    对到新四军采访的外国记者，项英热情介绍了新四军的历史和抗日斗争情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报道中，称赞项英领导的队伍是一支“决死的部队”，项英本人是“由坟墓里出来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在听取项英的介绍后，专门到教导总队第八队即女生队去采访，将她们持枪操练的情景拍成照片，寄往国外宣传新四军女战士的风采。美国《大美晚报》记者杰克.贝尔登访问项英后，发表多篇文章和照片，称赞新四军是中国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项英在抗战前期，积极宣传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在大江南北抗战的业绩，使皖南新四军军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一个窗口，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取得爱国志士、华侨和国际友人在政治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支援，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在大江南北游击战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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