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与新四军（四）
六、通过新四军部队协助或办事机构掩护使地方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
    东南各省中共党组织，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受到严重破坏。项英就任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后，与副书记曾山一起对恢复各地党组织工作抓得很紧。到1940年底，浙江、福建、皖南、苏南、赣东北等地党组织有很大发展，党员共5万余名。     为推动各地区党的工作的发展，项英和曾山确定从敌后流亡到南昌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中物色先进分子，集中加以短期集训，发展为党员，然后秘密派往其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成为红色种子，由一个到一串，由一串到一片，为发展壮大当的组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对挺进敌后的部队，项英要求他们积极协助驻地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第一、二支队进至苏南和三支队展开于皖南后，均迅速开办训练班，培养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基层组织。战地服务团是从事民运工作的重要力量。军部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吴仲超随陈毅到苏南后，任中共苏南工委书记。仅一年，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内已普遍建立起各级党组织。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通过建立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通讯处等机构，来掩护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这些机构负责人，多是党组织负责人担任，挂新四军的头衔开展活动。在新四军办事机构的掩护下，各地党组织寻找失掉联系的党员，发展新党员，营救被捕的同志，使一些革命骨干回到了党的怀抱，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得以恢复。福建省委到1938年底，辖县委或工委51个，党支部579个，百分之七十五的党员是在新四军办事处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的。这看出，新四军设在各地的办事机构，在把大革命失败后留下的火种重新点燃、拨亮和发展、壮大党组织，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项英领导的东南局对皖南党组织格外关注。新四军进入皖南后，就建立起皖南特委，在泾县、南陵、铜陵、繁昌、宣城、青阳、太平、旌德等县建立起县委，在徽州地区也建立了党组织。其中泾县地区先后建立起9个区委，15个中心支部，350个支部，党员1353名。随着形势的发展，项英要求皖南特委迅速转变斗争方式。从1940年夏季起，就将经常出头露面的党员干部分批撤走。11月又将泾县地方党支部书记和工抗会主任、自卫队长130余人全部集中，编为地方干部队，作为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经苏南转赴苏北。除此，还重新组织了秘密的皖南特委，由黄耀南任书记。皖南事变后，皖南的革命星火迅速蔓延，武装斗争迅速开展，与东南局组织的这个秘密的皖南特委的坚强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于1938年12月1日致电项英，指出：“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要求新四军“调些干部给闽、浙、赣地方党，以成立和领导新的武装。”项英对此先后同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作了研究和贯彻。到解放战争时期，以刘永生任司令员、魏金水任政治委员的闽粤赣边纵队和以曾镜冰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闽浙赣边纵队及浙南游击武装，都是项英当时确定留下的骨干发展起来的。
    上述史实，证明项英为新四军的创建、发展、胜利倾注了全部心血。新四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由1938年4月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编组时的10329人发展到1940年底的88744人，增加了七倍半，取得歼敌9万余名的重大胜利，是各级领导和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项英的努力密不可分的。许多新四军老同志说得好：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八路军；没有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新四军；没有新四军前期的基础，就谈不上新四军后期的发展。
    对项英在新四军前期的工作，党中央是多次肯定的。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南方局和新四军、东南分局、东南局的工作，在肯定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的同时，也肯定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局的工作。会议指出，东南局的工作与南方局的工作，同样取得了下述成绩：（一）发展了统一战线；（二）扩大了党的组织；（三）推进了战争的动员；（四）进行了青年和妇女工作；（五）开展了工农运动（六）建设了部队和武装力量。1940年6月，周恩来在听取袁国平的情况汇报后，指出：“三年来东南局在项英同志领导下是正确的。”周恩来同时指出：新四军所实行的同中央的指示仍有差距的。
    1940年10月12日，叶挺在云岭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大会上演讲时，讲到：在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东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受命集合，改编为新四军。虽然，中间还不无许多折冲，周旋，别扭，但是依赖共产党中央的诚恳的决定的意见与提示，和8个省区的分散的游击部队之忠实于中共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当然，项英在新四军工作过程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他对华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对向北发展的自觉性不够，措施不够有力；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不够，对自主的发展强调不够；特别是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对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应迅速撤至江北指示的执行迟迟下不了决心，使转移丧失有利时机，加之转移途中处置失当，因而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但是，项英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革命精神，为新四军创建、集中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那高尚的品德、优良的传统作风，以及在革命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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