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　　
　　1927年秋，中共中央鉴于项英在白色恐怖的武汉难以立足，便调他到上海，帮助上海市总工会进行恢复工会组织的工作。

　　1928年2月初，中共中央决定项英（化名韩应）任江苏省委书记；2月13日，中央决定项英参加中央常委会，也就是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从这时起，项英参加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活动，特别是研究党的“六大”准备工作的活动多起来了。

　　召开“六大”，是党的“八七”会议上定的。由于那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严重，而党又需要有安定的环境来总结大革命失败后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工作，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建议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举行，共产国际很快表示同意。项英参加“六大”准备过程中，通过认真分析形势，对“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和纠正的必要性，认识上有很大提高，并告知江苏省委联系实际加以贯彻。

　　5月初，项英按规定由上海乘轮船去被日军占领的大连，转乘火车去哈尔滨。他离开上海去参加“六大”期间，江苏省委书记由李富春代理。项英在哈尔滨，按照当地中共党组织交通站关于“六大”代表过境的安排，拿到出境去苏联乘坐的马车号码，就乘火车去胪滨府（后称满州里）。这是中俄过界的连接点。他在满州里下火车后，先去边境找共产国际交通站在那里安排的马车，找到他要乘坐编号的马车，当晚便上了车灯号码与自己手持号码相一致的那辆马车。俄国马车夫在核对项英手持号码牌与其车灯号码相一致时，便扬起鞭子，偷偷取道把马车赶过边境到达后贝加尔斯克，随即按苏方安排，乘火车去苏联首都莫斯科。

　　项英和“六大”代表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那里设备虽较简陋，但有医务室为代表检查身体和治病，生活不错，项英和代表们都是满意的。项英踏上苏联大地后，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从事党和工会工作的那种不安全感消失了，早年想到十月革命的摇篮、列宁故乡去看一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中共“六大”于6月18日开幕。出席“六大”的正式代表84人，五届中央委员和其他参加会议的58人，共142人，代表党员4万多人。为了保密，代表和与会人员均编定号码，发言和领文件、物品时均用号码，不用真实姓名。项英出席证号码为31号。大会开始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包括项英在内的中共“六大”部分代表和五届中央委员，进行谈话。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现在的形势，是低潮而不是高潮。这给大会指明了方向，也给项英以很大教育。

　　“六大”期间，项英在会上积极发言，倡导制止盲动主义倾向，给代表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会议议程很紧，专题讨论多是在晚上活动，因而他格外忙禄，每晚都忙到深更半夜。

　　7月1日，“六大”主席团值日主席宣读了由项英领衔的29位代表提交大会的提案：“提议用大会名义致电中央政治局指示正确的政治路线”。主要提到：在全国范围内，变立即暴动的口号为宣传口号，切实制止盲动倾向，但对群众自发的暴动或乡村游击式的暴动仍应积极领导；目前工作重心是挽救党与群众脱离的现状；在反帝运动、城市与乡村的日常斗争中，艰苦地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项英领衔签名的提案，强调制止盲动主义倾向，不要脱离群众，这表明项英在参加“六大”学习，冷静分析革命形势、总结经验之后，政治水平有了提高。这个提案的基本精神，被收进大会于7月9日《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文中。

　　7月10日，大会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项英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11日大会闭幕。在7月19日举行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项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他从一个基层工会工作者到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固然有当时强调工人成分的客观原因，更因为他战斗在第一线积累了较多的实际工作经验，在党内、在工人中有较高的威望。他被选为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是肯定他从事党和工人运动业绩的体现。

　　7月17日至9月1日，项英化名张成，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有57个国家的65个共产党组织派出的532名代表参加。他以能参加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联合召开的代表大会而感到高兴，认为是提高马列主义水平的难得机会。在这次会上，项英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项英于11月上旬回到上海。他除参加中央集体领导活动外，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分管职工运动和妇委工作，曾任中央组织部代主任、中央军委委员。

　　1929年11月，在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上，化名“江俊”的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他从学徒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是共产党的创造。

　　《项英传》授权刘家辉律师作为版权保护人。凡需要订阅《项英传》（增订本）的单位和个人，请同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联系，邮编：100080，电话：010-82517249、82517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