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国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
　　1930年10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由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周一时难以离开中央，由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成立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项英任主席。对要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区军委，以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并由江钧（即项英）前往主持，中共中央于10月29日正式通知了红一、红三军团前委。

　　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苏区中央局设在中央苏区。此时，中央苏区包括赣西南、赣南、闽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对苏区中央局设在中央苏区，项英是很高兴的。11月下旬，项英由上海动身去闽西，转赴赣南，于12月30日到达宁都与朱德、毛泽东会合。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项英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成立，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根据中央规定，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方面军党的领导归苏区中央局，项英就成为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项英进入中央苏区之初，听说有搞肃反扩大化和发生富田事变的问题。他经过调查得知：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搞肃反、抓AB团，11月抓了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等一批干部；12月7日又派人到吉安富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抓了一批领导干部（至11日处决了24人）；12月9日，再到东固红二十军军部驻地抓人。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被激怒，带着该团第一营包围军部，救出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刘、谢接着率第一营赶到富田，缴了警卫连的枪，释放了被捕的近百名人员。随后，谢汉倡、刘敌带着红二十军队伍西渡赣江，脱离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这就是富田事变的大致过程。实际上，富田事变是谢汉倡、刘敌率红二十军一部反抗乱捕乱杀肃反扩大化事件，是被逼出来的。

　　项英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对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竟抓了4400多个AB团分子，感到吃惊和痛心。他认为，肃反不能搞简单化，更不能搞扩大化，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如不制止，将会使许多经受革命战争考验的优秀干部遭到不幸，会把工农红军搞垮，将苏维埃事业断送。于是，他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即1月16日发出通知，批评富田事变的发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同时强调要纠正“一咬便打”、“随便乱打乱杀“的错误。这为当时江西地方和红军中打AB团问题讲了公道话，使中央苏区红军和地方受到震动，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这是项英长期被埋没的历史功绩。

　　在这以后，项英了解到谢汉倡、刘敌率红二十军队伍西渡赣江后，在赣西特委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从有利于团结对敌的大局出发，决定用党的会议方式来解决党内分岐，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要求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把部队带回中央苏区来；要求赣西特委书记王怀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来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开会，分清是非，解决纠纷。谢汉倡、刘敌、王怀相信项英和苏区中央局指示的正确性，于4月初到苏区中央局参加会议。

　　然而风云突变。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后的党中央，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于4月16日到达宁都青塘，“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不作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便否定项英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和处理意见，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坚持按敌我矛盾处理。项英尽管思想不通，但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使他在组织上不得不服从中央的决定。不久，项英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军委主席改为副主席。

　　中央代表团到达后，中央苏区打AB团的错误重新蔓延，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将回中央局接受教育的谢汉倡、刘敌作为“AB团头子”，将赣西特委书记王怀作为AB团暴动的“同伙”，先后予以杀害；红二十军不知情况变化，仍按项英和苏区中央局要求，于5月渡赣江东返中央苏区，7月到达于都县平头寨却被改编，战士分到各部队，连AB团是何物都不了解的副排级以上干部作为AB团骨干大部杀害。这在红军历史上是罕见的悲剧。

　　1982年，在那50年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当年肃反的亲历者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一文中，讲到富田事变的处理，认为“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局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199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富田事变及打AB团问题讲清了真相，澄清了是非，证明项英当时的看法和做法是符合实际的。

　　项英任苏区军委主席期间，还办了三件有意义的大事：一是，1931年2月7日，以军委主席名义和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下达军委第6号通令，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建立红军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总政治部主任；明确了总政治部与下级政治委员及政治部的关系，上级政治委员与下级政治委员的关系，上级政治部与下级政治部的关系，同级政治委员与政治部的关系，这在工农红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红军的政治工作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还在贯彻执行。二是，参与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领导。三是，在红军总参谋部设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准备编写红军战史。

　　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增加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去前方指挥作战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他在到当年12月的代理期间，主要办了四件有意义的大事：

　　（1）调整部队编组，壮大红军部队。将红一方面军的小师小团改为大师大团，撤销军一级番号，精简了机关，减少了指挥层次。10月，组建了红七、红九军团，使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

　　（2）确定“八一”为红军建军节，组织首次纪念活动。当年6月30日，项英发布命令，将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作为红军成立纪念日。此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至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成为人民军队进行传统教育、地方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日子。当年8月1日清晨，项英在江西瑞金组织了隆重的阅兵典礼，这在红军历史上是第一次。

　　（3）参与指挥作战，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项英根据党中央指示，组织东方军入闽作战，扩大了闽西苏区。参与组织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动员主力、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共同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4）采取积极措施，加强部队建设。7月9日，发布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在当年给对革命战争有功的，按功绩等级授予一、二、三级红星奖章。这是人民军队建立奖励制度的开始。7月28日，发布训令，公布《中国工农红军誓词》，成为部队教育的重要教材。8月1日，颁发《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例》，明确奖惩规定。10月17日，发布命令，将红军学校分别编为工农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以加速红军干部和专门人才的培养。这对红军后来的发展壮大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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