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

阅读() 评论() 发表时间:2008年04月15日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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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华苏维埃的创建人之一

  早在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就提出筹建全国苏维埃的任务。5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项英参与主持了这次大会,确定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领导准备工作。9月12日,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确定移至赤色区域内,项英和毛泽东等9人为常务委员。

  1931年1月15日,项英签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号》通告指出:“建立全国苏维埃根据地和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有第一等的重要的意义”。这看出,为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是他去中央苏区的任务之一。6月20日,项英作为军委副主席,与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联名发布通令,确定“一苏大”改在俄国十月革命节(11月7日)举行。项英从这时起,便全力转作“一苏大”的准备工作。

  项英领导“一苏大”的筹备,主要是:(1)选择会址。当时瑞金城难找到能容纳千人的会场,城郊叶坪村有个祠堂可改用。项英和筹备人员同叶姓群众相商,另建房子作祠堂,得到群众同意,后和群众一起将灵位和祭坛移至新建房子里,将祠堂修缮改为“一苏大”会址。(2)负责代表登记。对与会的600多位代表详细登记,便于相互交往,防止奸细混入。(3)安排代表食宿。为每位代表制做棉衣、帽子、短袜和布鞋。(4)拟订会议安排。重要文件,多由临时中央在上海准备。

  “一苏大”于11月7日开幕。会场墙上悬挂绣有铁锤镰刀的红旗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标,在两边的柱子上挂着“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条幅。开幕前,举行庄严隆重的阅兵典礼。项英和代表们看到红军指战员排列整齐的队列和迈着娇健的步伐,为红军的发展壮大而感到自豪,增强了加速苏维埃事业发展的信心。大会选出主席团成员和常务主席,项英是主席团成员和常务主席之一。在大会上,项英致开幕词,朱德、毛泽东也致词祝贺。当晚,观看提灯晚会。

  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作的《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的《劳动法报告》、朱德作的《红军问题报告》,以及其它报告。代表们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文件。这是中国工农代表最早通过的管理国家的一批法规性的文件。

  11月19日,大会经过酝酿,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当选为委员。

  11月20日,“一苏大”举行闭幕式,共历时14天。项英作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和新选出的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分别致闭幕词。大会还根据项英提议,给为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发展苏维埃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红军和其领导人授旗、授章,向红军第一、二、三、四、六、十、十二、十六军和第三军团各授特制旗帜一面,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8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各授予特制徽章一枚。

  11月27日,项英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项英还兼劳动人员委员,并代理财政人民委员。会议决定将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学会治国安民的重要实践,是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早期尝试,为中华苏维埃革命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新时期。项英在这些实践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苏大”以后,由于毛泽东主席多在前方领导指挥红军作战,第二副主席张国焘在外地,因而项英作为第一副主席(政府党团书记),从这时起,实际领导临时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是十分繁忙的。

  (1)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适应发展革命战争的要求。项英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苏维埃政权建设应以革命战争为中心,而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因而他采取包括开办干部培训、经常检查指导、制订法令和规章等许多措施,来坚强各级苏维埃政权。

  (2)调整经济政策,发展苏区经济。重视以农业为重点,帮助群众解决种子、农具和耕牛等问题,以争取多打粮食。项英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推广先进生产经验。1933年,亲自推广瑞金县沙洲坝老农吴正廷种植稻谷的经验,使沙洲坝地区当年谷物产量有较大提高。恢复商业,使群众需要的日用品能从境外输入,同时组织苏区内的工农业产品向外输出。颁发税制,整理税收,增强苏区财政收入。

  (3)制订和执行有关法规,保护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搞好土地分配,确保贫农、雇农、中农利益。认真执行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开展熬硝盐活动,缓解群众食盐的困难。发布婚姻条例,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开展防疫活动,保障工农健康。制订法令、制度,以确保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对肃反,项英既强调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打击,又强调要按司法程序办事,查清证据,废除肉刑。

  (4)依靠群众力量,加强廉政建设。项英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欢迎检举揭发官僚腐败现象。加强工农检察机关,及时检查处理。强调勤俭节约,严惩侵吞公款、营私舞弊等行为。在《红色中华》报上开辟“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专栏,介绍廉洁奉公、奋发工作的事迹,批评消极怠工行为,披露贪污案件的处理情况,对扶正压邪很有帮助。

  项英抓廉政建设,有三条很过硬:一是实施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人民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二是敢抓敢管,发现问题及时批评揭露,重大问题亲自处理。三是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工作勤奋努力,生活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

  项英抓人民政权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政权建设方面伟大尝试的组成部分,尽管有一定局限性,但其基本精神对当今仍有借鉴意义。由于项英为开展苏维埃运动而闻名,美国友好人士尼姆·韦尔斯将项英和毛泽东、朱德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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