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将红军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在赣、粤、湘、鄂、豫、皖、浙、闽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问题。项英介绍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分布情况，提出改编原则。会议确定老的部队要调到前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成立党的东南分局，主要做地方工作，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成立军分会，主要做新四军的工作，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2月23日，项英率中央军委派往新四军的第一批干部50多人到达武汉，立即与中共代表团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会面，向他们传达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和组织领导的决定事项，介绍了军委确定调往新四军领导骨干的情况，就新四军有关干部配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当晚，项英与叶挺军长交流相关情况，就领导骨干配备达到共识，认为将军部先组建起来的条件已经具备。

　　12月25日上午，叶挺、项英召集已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包括已内定的军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处长赖传珠、组织部长李子芳、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处长宋裕和、军医处长沈其震、侦察科长李志高、通信科长胡立教等开会。叶挺、项英分别讲话，布置了当前工作。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军部机关成立的会议。

　　在这前后，项英除同叶挺、张云逸就部队编组和集中展开等问题进行研究外，还同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一起，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及集中等研究了最后意见，由项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项英又同来武汉的鄂豫皖边游击区高敬亭、湘鄂赣边游击区傅秋涛、鄂豫边游击区周骏鸣等见面，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精神，同他们研究了部队的改编、集中问题。

　　12月27日，项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方面谈判，商定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编两个团；隶属关系，由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管辖（位于江北的第4支队归第五战区管辖）。从而使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最后得到了解决。返回后，项英当即向叶军长通报情况，并就干部配备作了研究。当日，项英向毛泽东、洛甫报告：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支队等于旅，并就干部配备提出了建议。28日，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及支队以上干部配备方案。随后，陆续任命了新四军和各支队领导人。他们是：军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12月30日，洛甫、毛泽东等电示：新四军组建后“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也就大致明确了。

　　至此，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案最后确定下来，项英深感欣慰。正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当年8月18日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使党与红军取得合法地位”。新四军只有取得合法地位，部队集结、服装发放、物资供应、经费来源等实际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才能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1月6日，项英和张云逸、周子昆、曾山等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由武汉到达南昌，与陈毅会合，着手部队的编组和集中各项工作。叶挺留武汉联络和解决经费，随即飞香港购买武器和装备。

　　项英到达南昌后，听取了来自闽北游击区黄道、闽东游击区叶飞、皖浙赣边游击区李步新、湘赣边游击区代表曾昭铭、闽西游击区代表温仰春等汇报，向他们传达了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决策，研究了部队改编、集中事宜。项英主持了东南分局成立会议，确定他和陈毅、张云逸、曾山分头去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动员集结部队。

　　在新四军编组过程中，项英重视部队政治建设，告诫部队不要“把统一战线曲解为自己与人家一样”，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发扬优良传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内外宣传。到当年4月，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在皖南、第四支队在皖中集结完毕，共1万余人。按照党中央部署和上级要求，叶挺、项英除将第三支队置于皖南沿江抗战外，4月下旬起向苏南派出先遣队，第四支队在皖中展开，第一、二支队陆续向苏南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取得蒋家河口、韦岗等战斗的胜利，在大江南北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

　　1938年7月28日，项英由皖南动身去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于9月30日作了《关于新四军的成立与现状》的报告。由于华中战事紧张，项英请假于10月22日返回军部。他在延安期间，看到了失散多年从未见到的女儿项苏云和儿子项学成。项苏云1931年3月生于上海时，项英已在中央苏区，随后项英妻子、党的地下工作者张亮也去中央苏区，项苏云留在上海，由陶行知送到劳工幼儿园扶养，后转至苏北新安小学，抗战全面爆发后转送到延安。项学成1935年由张亮生于福建，1937年被送到延安。项英同孩子见面，是他一生中和自己子女在一起的唯一的一次。他对两个孩子在组织上和老同志的关怀、养育下，茁壮成长，活泼可爱，十分高兴。国际友人马海德为项英和两个孩子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门前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抵达皖南，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项英既是这个方针制定的参与者，又是具体实践者。他与叶挺建议组建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指挥；以第八团为基础，扩建为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负责开展皖东抗日根据地，都得到迅速批准和执行。随后又增加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他建议第一、二支队统一由陈毅指挥，很快得到批准，11月建起江南指挥部。12月，项英令第六团和第四团、管文蔚部各1个营，由叶飞、陶勇率领，从扬中渡江向天长前进，迅即改建为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为尔后陈毅率部开辟苏北创造了条件。次年春，项英向中央报告，靠近上海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有发展前途，建议以阳澄湖为基点开展游击战争，随后派谭震林去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到年底，新“江抗”发展到3000余人。

　　项英重视部队基本建设。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两次指导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两次指导召开参谋工作会议。重视干部培养，军部刚成立便办起教导队，后改为教导总队，训练干部达四五千名之多。项英重视东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党员人数增加到约5万名。

　　新四军从1938年至1940年的3年间，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人民群众支援下，共作战4000余次，歼敌9万余人，部队本身发展到8.8万余人，增长了七倍半，建立起皖中、皖东、苏南、苏中抗日根据地。这是新四军各级共同努力的结果，自然与项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41年3月14日，项英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后集结失散人员待机北渡时，被叛徒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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