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传》后记一　



　　《项英传》，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在许多老首长、老同志、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在即将出版之前，对一些情况有必要作些说明。

　　第一，研究和撰写过程。
　　《项英传》，是在研究项英的基础上进行的。笔者过去虽曾接触过有关项英的史料，但真正对他的研究是1982年在领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写项英人物条目开始的。当时，我知道要写好这个有争议的人物的条目，难度很大，有人还提醒我不要因此犯政治性的错误。但考虑到撰写任务是解放军人物学科的主编单位——总政治部干部部赋予的，不便推辞，就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指导，在熟悉和掌握史料上下功夫。在这期间，我组织编撰、编审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有关新四军的条目，主编了《新四军事件人物录》，还在参与《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大辞典》一些条目的编撰和编审过程中，注意熟悉与项英有关的情况，查阅文电，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熟悉和掌握与项英有关的资料时，我特别注意了两方面：一是1941年皖南事变前形成的资料；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资料。鉴于皖南事变后至“文革”期间形成与项英有关的资料，基调多是批判的，因此，在参阅时注意了对比、分析、鉴别，并不照抄照搬。

　　《项英传》，在1984年接受解放军出版社约稿后，就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项英人物条目为基调，开始搭设框架，排大事记，拟制纲目，汇集资料，于1987年开始撰写。由于当时行政领导工作和编审任务繁重，只能利用节假日和晚间等业余时间进行。1989年，鉴于不能公正对待项英的个别人攻击项英条目和攻击介绍项英业绩的文章是"为项英翻案"，于是我放慢了对《项英传》的写作，一面参加学术探讨，先后发表了《论项英》、《项英传略》、《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等文章；一面结合编撰、编审工作，继续查阅史料，向熟悉项英情况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一氓、陈丕显同志和历史学家黎澍同志、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段焕竞同志等请教，走访了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和熟悉项英情况的顾玉良、顾雪卿、何子友、杨明、李志光等同志，对项英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1990年下半年离休后，我又开始了《项英传》的撰写工作。就这样，《项英传》从着手到1995年初写出书稿，前后历时十年，不少章节数易其稿之后，终于写成。
在《项英传》写作过程中，上海、湖北等多家出版社想要这份书稿，有的还要我另找路子为他们再写一本，后由于解放军出版社机构调整，而中共党史出版社很想要这份书稿，最后转到了中共党史出版社，经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审稿，朱中文总编辑自己担任责任编辑，亲自处理文稿，由他们正式出版。

　　第二，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
　　对项英的功过评述，史学界争议的问题颇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公正地加以评述，是澄清争议的关键所在。笔者在撰写《项英传》的过程中，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包括：

　　   (1)项英1930年12月到中央苏区，不是王明派去的，而是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去的。那时，六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开，王明还未上台。

　　   (2)在主力红军长征初期，项英指挥红军和游击队积极掩护、策应红军长征，牵制了大量敌人，是符合革命全局利益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项英指挥留下的红军的积极掩护、策应，那长征的红军主力会增加许多困难和艰险。

　　   (3)有人说新四军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初期上海、南京失陷时没能进入敌后，致错过了开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时机。这种说法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那时党中央连新四军的编组原则还没有研究，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还处于高度分散状态，新四军还没有组建。

　　   (4)1938年4月18日，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在皖南岩寺才集结编组完，在那十天之后，先遣队就已出动，主力也陆续进入敌后，其速度不是慢而是快的。那种批评项英在党中央、毛主席一再督促之后，才被迫进入敌后的说法是胡乱编造的、毫无根据的。

　　    (5)有人批评项英1939年反对东进，却查不出第一手的文电资料，而看到的却是当年项英认为“江抗”不应西返的电报。稍后他又派谭震林去加强苏南东路的领导。这足以说明项英对向东作战是赞成并支持的。

　　    (6)有人说项英1938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说法是受王明的影响。据查，这一年1月至3月，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用大字刊登“一切为着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就达十四次之多。同年，在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领导人的报告中，都有类似或相近的提法。这看出，这与当时的斗争策略有关，与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有关，并非项英个人的独创。

　　    (7)有人怀疑高敬亭被错杀是项英搞的。1975年，中央一位领导人在审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的报告上批示：对高敬亭的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这又使项英蒙受了一大冤屈，成为后来许多人批判项英罪状的重要根据。其时，高敬亭1939年6月24日被错杀时，在皖南云岭军部的项英毫无所知，而是由时在江北的叶挺军长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办的，并非是当时在皖南的项英办的。陈毅早在1941年5月17日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就讲得很清楚：“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陈毅这番话，当时是表扬叶挺的，但从另一方面却佐证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8)有人说项英将新四军第一团调回皖南，是故意减弱苏南敌后的力量。这与事实不符，是属于调整建制的正常情况。军部在将第一团调至皖南整训的同时，又将第六团调到苏南，并拨归第一支队指挥。

　　    (9)有人把叶挺几次辞职说成是与项英的关系引起，以此百般指责项英。其实，叶挺多次辞职的情况复杂，归到项英的头上是不公正的，叶、项关系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紧张。

　　    (10)有人说项英想搞“三山计划”，并以此来佐证他反对“向北发展”。史学界遍查史料，至今也未查出“三山计划”。实际上，是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云岭时，参谋处第三科(即通信科)在驻地山上设立了侦听机构，负责从空中电波中搜集情报，对外称“三山办公室”  (即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项英时常去那里看情报资料，后来被有人说成项英在搞“三山计划”。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通信科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同志，1990年2月在给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一氓的信中指出：“我也算是当时皖南军部的知情人之一，但我就不知道项英同志有个什么‘三山主义’的计划或者说法。”

　　澄清对项英非议的过程，是正视听、明是非的过程，也就是澄清历史事实，它为正确地反映项英面貌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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