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网友：关于项英在皖南和写《项英传》的几个问题    前几天传到博客上关于纪念项英诞辰110周年的文章，谢谢很多网友的关注。对一些网友询问我研究项英、撰写《项英传》的情况，只能择重回答如下：
    一、对项英有争议的史实要辨别真伪。
    我1982年受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项英条目，1984年受约写《项英传》，首先面对的是对项英有争议的问题如何对待。我在初步查阅文电时，发现皖南事变前形成的文电，对项英评价很高；皖南事变后形成的文电，对项英基本上是批判的，甚至是完全否定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形成的文电，对项英逐步出现有批判、也有肯定的。我就意识到辨别史实真伪对客观公正地评价在党史、军史、革命史上有重要影响的项英至关重要，于是我便在寻查史料，对史实辨别真伪上狠下功夫。经过12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用大量第一手文电提供的历史事实，对有争议的问题辨别出真伪，于1995年10月写出并出版了《项英传》；又经12年的跟踪研究，于今年4月出版了《项英传》（修订本）。辨别真伪的问题主要有：
（1）有人说项英是王明派到中央苏区夺毛泽东权的。这话不对。项英是六届三全会后的党中央于1930年11月派出的，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抓到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那一天，到达赣南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而王明是1931年1月7日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才担任中央领导人，也就是说项英到达中央苏区时王明还未上台。
（2）有人说红军主力长征离开苏区后，项英没有及时领导开展游击战争是大的失误。这不符合真实情况。实际上，当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21日突围前，党中央要求项英指挥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要搞好掩护、策应，要求项英待红军主力到湖南后才能向下传达。项英他们在组织部队阻滞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积极佯动，机关照常上班，《红色中华》报照常出版，以此迷惑敌人，使国民党方面搞不清中共中央机关走了没有，红军主力走了多少，当国民党方面真正搞清红军主力的战略意图时，红军主力已从湖南大踏步西进，因而项英他们积极掩护、策应，拖住大量敌人，是符合革命全局利益的。反之，如果主力一走就改打游击，无疑会过早地暴露我军企图，更不符合党中央的决策。若不是项英遵照党中央指示，巧妙地以留下的少数红军游击队佯装主力与敌抗衡，掩护和策应主力转移，那长征的红军主力不知会增加多少困难和艰险，能否顺利走出去还是未知数。
（3）有人说新四军没能在上海、南京失陷前就进入敌后，指责项英错失了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时机。这种说法不实事求是。上海是1937年11月12日失陷的，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而党中央到12月14日下午才讨论新四军的编组原则，因而要求项英指挥尚未编组的新四军在上海、南京失陷前就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简直就是空想，更是欺人之谈！
（4）有的材料上讲，项英在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催促之后，才被迫进入敌后。这是毫无根据的，更拿不上一份文电为证。实际上，位于江南的11支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4月18日才到皖南集结完，编组点验后，先遣队于28日出动，主力随即陆续跟进；位于江北的红28军和鄂豫边游击队编组后于4月底进到皖中展开，其先遣队第9团一部于5月12日取得蒋家河口新四军对日首战的胜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速度不是慢而是很快的。
（5）有人说项英1938年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受王明的影响。对此，要作客观分析。据查，项英在1938年确实讲过“一切为着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这与当时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关，与当时的斗争策略有关。当年1-3月，党中央机关《新中华报》上，就大字刊出上述口号达14次之多，当时党中央领导人也有类似提法，并非是项英个人的独创。
（6）有人说项英1939年5月发电报给陈毅反对“江抗”东进。可学术界遍寻史料，也找不出当时的电报，找到的却是项英当年10月26日向党中央报告讲“江抗”不该西返的电报，要陈毅立即派何克希等东返主持，第二年3月又派谭震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以加强苏南东路的领导，这是以佐证项英对向东作战是赞成并支持的。
（7）有人怀疑高敬亭被错杀是项英搞的。这又使项英蒙受一大冤枉，成为许多人批判项英的重要根据。对此，我1988年向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和2003年向项英的警卫排长李德和了解，他们均讲：高敬亭1939年6月24日在合肥青龙厂被错杀时，项英正在皖南泾县云岭，事先毫无所知，而是由时在江北的叶挺军长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办的。
（8）前几年网上、报上刊出消息，说项英妻子张亮带着小男孩找到南昌新四军军部，项英知道张亮1935年在福建被俘时出卖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是导致瞿秋白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叛徒，见到张亮便怒发冲冠，拔出手枪当场将张亮击毙。这完全是胡乱编造的谎言，旨在丑化项英。据李一氓和李德和告诉我：1938年春，张亮带着约三岁的小男孩（即项英之子项学成）找到军部，项英也同她见过面、谈过话，但绝没有发生击毙张亮之事。由于项英先知道张亮被俘，而被俘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按照当时党的政策规定，不允许把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留在高级干部身边，加之部队即将开赴前线，因而项英没有将张亮留下，而是让人给她一些钱叫她走了。后来得知，瞿秋白被叛徒出卖遇害，与张亮毫无关系；张亮将小男孩送到延安，交给中央组织部，她本人下落不明。
（9）有人把叶挺几次辞职说成与项英的关系引起。不能那样说。叶挺多次辞职的情况复杂。据李一氓告诉：叶、项关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紧张，“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甚至连叶挺本人难以处理的问题也帮助作了处理。
（10）有人说项英搞“三山计划”，以此佐证项英反对向北发展。史学界遍查史料，至今也未查出“三山计划”。实际上，是新四军军部驻皖南泾县云岭时，参谋处第三科（即通信科）在驻地山上设了侦听机构，负责从空中电波中搜集情报，对外称“三山办公室”（即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项英时常去那里看情报资料，后被别有用心的人编造成项英搞“三山计划”，并成为“批项”的重镑炸弹之一。
    澄清对项英的非议，搞清楚历史真相，为客观公正地恢复项英历史面貌打下了基础。
    二、对新四军在皖南的特点要有新的客观认识。
    我在研究项英的过程中，对新四军在皖南时期的特点，一直是我思考的重要问题，近几年有些新的认识。
（1）皖南与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同。那时皖南是国民党统治区，而不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因而要求项英在皖南“建立政权”与统一战线政策是不相符的，也是办不到的。
（2）统辖权在国民党方面。那时新四军在政治上虽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但又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归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承诺的，因而部队调动和编制员额等都受到限制。有些人批评项英，党中央、中央军委要新四军军部由皖南移至苏南，项英就是不执行，我开始也不理解，实际上项英早就同意，是由他报批的，问题是“统辖”权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就办不成。
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为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致项英电中，称：“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按：即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该电讲明了新四军在皖南的真实处境，证明它同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将军部未能移至苏南责怪项英是不客观的。
（3）党中央重视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1941年1月28日，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后仅14天，毛泽东等就电令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重燃革命战火，“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新四军第七师当即派人返回皖南，开展革命斗争。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确定将在江南的解放区全部撤离，可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刚撤到江北，又奉命派出小部队再返皖南，在那里坚持斗争。可见皖南战略地位的重要。
    认清新四军在皖南时的特点，对客观认识新四军在皖南和项英当时的处境会有帮助作用。
    三、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要客观看待。
    对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项英是拥护的，并和叶挺等一起领导部队作了认真准备，对指战员进行了北移动员，对部队进行了战斗编组，安排干部家属作为非战斗人员先行撤离皖南，组织皖南地方党组织转变斗争方式和转入隐蔽斗争。由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党中央在1940年11月9日正式答复国民党方面同意北移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三战区谈判时，提出阻止汤恩伯等反共大军东进作为谈判的“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等电中称，要以国民党华中部队停止东进作为皖南部队北移的“交换条件”。因而新四军皖南部队走不走、何时走受诸多因素制约，直至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电中仍表示“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因而责怪项英在皖南拖着不走，把新四军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是不客观的。
    1998年5月，当项英诞辰百年纪念时，党中央对项英作了重新评价，如果原来对项英的指责属实，那中央就不会称赞项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了。
    上述具体情况，我在《项英传》（修订本）中都作了详细介绍，不再作过多展开。
    在不断研究项英的过程中，随着有关史料越来越多的展现，感到项英对革命的贡献大，品德高尚，愈加深对项英的敬佩之情，认为项英的优良品质和作风是难能可贵，值得珍视、学习和发扬的。当然人们对历史人物免不了有不同看法，但只要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对待，认识还是容易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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