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艰苦奋战在地震灾区前线的所有指战员：无论是在昔日战火连天的革命征途上，还是在当今和平年代的自然灾害前，人民子弟兵的无私付出，都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所属第1、3、5、8、9军团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罗炳辉率红 9军团位于左翼，负责打开通道，抢占要点，掩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红军主力转移。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布置多道封锁线拦截。中央红军爬山越岭，英勇奋战，至12月初，接连突破3道封锁线，进至广西全州以南湘江东岸。蒋介石调集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军阀部队置于湘江两岸，布置了第4道封锁线，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罗炳辉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率红9军团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左冲右杀，突过湘江，抢占要点，和其他兄弟部队一道，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罗炳辉率担任后卫的红9军团进驻贵州的湄潭，挡住追击的国民党军，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迈向胜利航程的重大转折。罗炳辉和红9军团指战员，热烈拥护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同年3月初，罗炳辉率红9军团到达娄山关，接替军委干部团阻击国民党军4个师南犯。他带领担任阻击任务的团长、营长勘察地形，选择阵地，亲自指挥阻击。他根据娄山关只有1条路可以通过的情况，在前沿阵地配备1个加强连，占领有利地形，配足机枪火力，每人都有10多颗手榴弹，工兵连在干道和主要岔道上埋设了地雷。罗炳辉还命令加强连，待敌人进到20米左右才开火。这天上午，大批川军进犯娄山关，企图威胁正在遵义附近休整的红军主力。罗炳辉鼓励指战员守住阵地，保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安全。待敌进至娄山关前沿时，加强连的十几挺机枪突然同时开火，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当场毙其百余人。敌人多次进攻，均被打退。直到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离开遵义附近后，罗炳辉才率红9军团撤离娄山关阵地。
    3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意欲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根据地，但渡江不成，反被国民党军6个师咬住。中革军委毅然决定率红1、3、5军团南渡乌江，同时决定红9军团暂留黔北地区活动，牵制尾追之敌，并以积极的动作迷惑、引诱敌人。罗炳辉为把追击的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保证红军主力迅速抢渡乌江，率红9军团由黔北金沙县的马鬃岭向东北方向挺进，采取一系列佯动措施，使国民党军误以为红军主力要与湘黔边的红2、6军团会师，遂仓促调兵遣将，绕道堵截。当堵截的国民党军接近红9军团时，以“游击专家”著称的罗炳辉，又拿出在江西苏区反“围剿”作战中“牵牛鼻子”的本事，率部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在沿途刷出“突破长江防线，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北上抗日!”等标语，国民党军又以为红军主力要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便赶紧调兵北堵。就这样，罗炳辉率红9军团虚张声势，声东击西，把国民党几个师的“追剿”部队弄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掩护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南渡乌江。
    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罗炳辉率部追赶主力不及，奉命在主力的侧翼单独行动，执行“别动支队”的任务。4月初，黔军魏金镛师来追。罗炳辉和新任军团政委何长工决定，在老木孔设伏，歼击魏部的“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4日上午，魏部3个团向老木孔开来，放过前面2个团，师指挥部紧随其后，骑马坐轿好不威风。待其靠近时，罗炳辉一声令下：“打!”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把魏部打了个人仰马翻，鬼哭狼嚎。与此同时，在离老木孔不远的地方，罗炳辉又用疑兵之计，使魏部的援军不敢冒进。下午4时，老木孔战斗胜利结束，仅俘虏就有1800余名，缴获大批战利品，这再一次打出了红9军团的威风。老木孔一仗，使国民党感到震惊，怀疑黔北仍有红军一支大部队，数万追击红军主力的国民党军行动犹豫，在息烽停滞两日。从而为中央红军主力争得了极为宝贵的两天时间，也为红军主力经黔西南向滇东挺进和红9军团甩开追敌向主力靠拢创造了条件。对此，中革军委致电嘉奖，称赞红9军团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运用游击战形式，独立作战，阻击、骚扰、疲惫、打击敌人，掩护主力，壮大自己，是很有魄力的。
    老木孔战斗后，罗炳辉率红9军团向云南东部进发。他先智取长岩寨、瓢儿井，接着进据宣威，夺占会泽，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一路上，跋山涉水，打击民团，惩办恶霸劣绅，宣传群众，扩大红军，补充被装、经费，单独行动40余天，行程千余公里，于5月中旬在西昌附近与红军主力会合。在这期间，红9军团兵员没有减少，还有增加，又向党中央上交了几十匹骡马、3万多银元。对此，中革军委周恩来副主席赞扬说：“你们9军团单独行军这么长，在后面掩护党中央，掩护主力顺利北上，不但没有受挫折，还扩充了队伍，增加了钱粮。中央正缺马匹、钱粮时，你们就送来了，真是雪里送炭，你们干得好，有功劳。”
    同年6月初，通过泸定桥的红军主力前进受阻。这时，天全河水深流急，难以徒涉，桥也被破坏，天全城及周围有大批川军防守，而泸定桥又遭追击的国民党军猛攻，红军主力在这狭小地带处境艰难，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危急情况下，中革军委命令罗炳辉夺取天全，杀开一条出路，让主力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罗炳辉正在患病、发高烧，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他忘记病痛，仔细查看地图，亲自找老乡询问天全河水的具体情况，寻找可以徒涉的地点，然后召集干部进行动员。他说：“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天全，掩护红军主力通过天全，……只要红军主力存在，中国革命就有胜利的一日，我们虽死犹生!”6月7日夜，他拄着拐棍，沉着地指挥部队，从夹金山南麓没有人烟的崇山峻岭中，翻越 2000多米的高山，披荆斩棘，攀藤附葛，开出一条路来，悄悄地从天全河的上游徒涉，插到国民党守军背后，突然向天全城发起攻击。防守天全城的国民党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闹得晕头转向，仓皇逃窜。当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红军主力架桥通过天全时，罗炳辉昏倒在大树下，经3小时抢救才苏醒过来。红9军团夜袭天全立奇功，使红军主力转危为安。中革军委再一次通令嘉奖，赞誉红9军团为“战略轻骑”。
    同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9军团改为红32军，罗炳辉任军长。8月，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路军向北挺进，红32军归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北上。当左路军进入草地不久，张国焘不顾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反对，强令部队回师南下。罗炳辉和红32军指战员，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但无奈被迫率部南下，在川康边苦战。对此，周恩来后来曾对何长工指出：“跟着张国焘南下，这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在中共“七大”时，毛泽东也对何长工说过：“你和罗炳辉同志在张国焘路线上不负责任。”
    1936年4月，罗炳辉率红32军南下迎接红2、6军团。6月在四川雅安以南地区，与红2、6军团胜利会合。7月，红2、6军团到达川西北的甘孜，与左路军会合后，改为红二方面军，红32军划归红二方面军建制，罗炳辉仍任军长。经过朱德、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等坚决斗争，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继续北上。第二次北上途中，红 32军担任红二方面军后卫，不仅要和追击的敌人进行战斗，而且生活异常艰苦。没有粮食，前面部队把树皮、草根吃得差不多了，红32军指战员有时连树皮、草根也找不到。罗炳辉面黄肌瘦，身体虚弱，但精神抖擞，鼓励大家走出草地就是胜利。他率红32军经受了各种艰苦与困难的严峻考验，终于走出草地，于10月到达陕北，回到党中央身边，结束了伟大的长征。11月，罗炳辉率红32军参加了山城堡战役。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向红32军布置作战任务时，给予罗炳辉很高的评价。在山城堡战役中，红32军打得极出色，歼敌千余人，并俘获大批官兵。
    1937年，罗炳辉先后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以便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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