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70周年之时，特将刊在《近看项英》一书中“错杀高敬亭不该责怪项英”一文发表出来，以正视听。
                                                王辅一      2009年6月24日
        2009年6月24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70周年。这个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不幸事件，长期以来说法不一，以讹传讹。在那36年以后的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其父高敬亭被错杀是被项英搞的，要求澄清其父亲被枪决的原因，并作出结论。毛泽东于1975年11月30日批示有关部门查清情况。有关部门在提供的情况中讲道：“项英致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于1939年6月24日将高敬亭同志处死。”（见总政治部1977年4月27日《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根据高凤英的信和有关方面提供的情况，毛泽东于当年12月14日作出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作出公正评价，恢复了名誉。
        高敬亭被错杀是令人惋惜的，平反是正确的，但毛泽东讲“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又是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由于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把错杀高敬亭本是叶挺经办的却错怪项英，使项英又一次蒙受了新的冤枉，他的声誉遭到很大伤害。多年来，笔者在研究新四军和叶挺、项英、陈毅、高敬亭等人物过程中，接触到有关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与责怪项英的情况完全相反，现略加整理奉献给读者。

一、项英对高敬亭是主张教育帮助的
        高敬亭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和皖中抗日时是有功的。他是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区）人，1928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1935年2月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治委员（未配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国民党军重兵连续“清剿”、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率不足2000人的红二十八军和边区各地的游击队一起，在鄂豫皖边区的45个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3000余人，高敬亭任司令员。4月率部东进至舒城、巢县、桐城、庐江、无为等地抗日，建立根据地，取得了蒋家河口、棋盘岭等战斗的胜利。然而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抗日的方针等方面是有错误的，他所信任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变投靠了国民党部队。
        对高敬亭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项英既重视，又主张采取教育、帮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1939年×月23日，项英和周子昆报叶（按：指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的电中称：“四支队高敬亭问题，请经八团队电戴季英（按：时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仍要其忍耐从事，并要周骏鸣（时任第八团团长）取积极行动，以影响其下层，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总可推动其部队前进一步。其他一切待慢改变。”1939年3月14日，项英和周子昆在报延安并告正在皖中的张云逸参谋长等的电中，指出：对高敬亭“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3册，共593、598页。）
        1939年5月4日，就在叶挺军长到达江北着手处理高敬亭的问题时，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用毛主席的名义发电报给高敬亭，给以慰勉，提出希望，并且亲自草拟电文报批。项英代拟的电文是:
        1、抗战正处于敌我相持苦斗阶段，四支队在战略上处于极重要地位，可以阻隔日寇南北联系，如果控制津浦线，可予敌在军事、经济、交通上极大的困难，对整个抗战起重大之作用。我们深望四支队全体指战员能够肩此重任，努力为完成此任务而斗争。我们相信，四支队全体同志以过去的光荣历史与斗争精神，必能完成任务。
        2、四支队从抗战以来所处之环境与困难，党中央甚为了解。这种困难是整个抗战中不可免的，以八路军及江南各支队的经验，只有积极行动，争取不断胜利，才能克服困难。
        3、为在今天环境，不可能先解决困难，然后胜利作战，也不可能在后方对部队尽量扩大，这是统一战线的环境决定的，与内战时不同，也不能以过去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困难。
        4、党及中央的同志始终相信你们全体同志能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从来对你们没有任何怀疑，同样也相信你们对党中央是坚信而拥护的。党中央详知你们的困难，而能帮助你们解决，更热望你们本着过去光荣的战斗精神，不受任何困难阻碍，而能坚决地完成任务。目前，你们要解决的困难与壮大部队是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四支队得到更大的发展前途，党及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3册，共599页。）
          上述几份电报，清楚地说明了项英对高敬亭的错误所持的正确态度。然而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项英的愿望未能实现。
二、对高敬亭的处理不是项英经办的                    
        1985年11月，由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和原第四支队司令部干部、后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等领导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编写组”，在编印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中，对高敬亭被错杀的经过是作如下记述的：
        1939年“5月3日，新四军军长叶挺过江，亲赴庐江东汤池组织江北指挥部和处理高敬亭的问题。”（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页）
        “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前往省府立煌（按：即今金寨县，时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24日，廖磊（按：系当时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向五战区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七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按：今属肥东县），……叶军长的副官黄序廷将高关押，缴了警卫员的枪，同时将警卫班的枪全缴了。”（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32页、第32-33页）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合肥青龙厂附近储家围子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邓子恢宣布高敬亭的‘罪状’，……”“接着邓子恢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戴季英向军长汇报了。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以叶、项的名义出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处决后，叶挺还到立煌向五战区汇报。这就是高敬亭同志被处决的经过。” (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页、第31-32页、第32-33页）。
        上述材料说明了三点：一是，对高敬亭的诬告，是廖磊向五战区报告，由五战区向蒋介石报告的，不是由新四军军部和项英上报，也不是经过三战区上报的。那种说项英要求处决高敬亭的讲法纯属捏造。二是，对高敬亭的处理，不是项英经办的（他当时在皖南泾县云岭，没有去江北），而是由叶挺和张云逸、邓子恢在合肥青龙厂办的。三是，处决高敬亭后发布告时，加上项英名字是不奇怪的。因为项英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名望颇高，而那时叶挺还不是共产党员，加或不加项英的名字在当时是大不一样的。但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是不可能经过当时在云岭的项英签发的，如果项英知道要处决高敬亭，他是会坚决反对和阻止的。
        这个《简史》第34页，还讲到毛泽东1975年12月14日重新审查高敬亭问题报告上的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讲到总政治部1977年4月27日为高敬亭平反的通知。平反是正确的，但《简史》前面讲明错杀高敬亭的经过证明是叶挺办的，则毛泽东对项英的怀疑就与实际不符了。把毛泽东对项英不实的怀疑张扬出来，包括在展览馆里展现出来、书刊引用，自然会影响伟人毛泽东的形象，是不可取的。
三、与叶挺有关史料均称错杀高敬亭是叶办的
        1989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的《叶挺将军传》，第十章“华中抗敌”的第十二节，专写了“亲痛仇快——高敬亭同志被错杀”的情况，该书“后记”提到成书过程中，得到“叶挺的故旧、亲属、子女的热情支持”，说明叶挺儿女是认同的。2001年7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的《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下编有一小节专写了“高敬亭，功劳大，竟借老蒋电令杀”。这两节字数基本相当，约三千七八百字。相同的内容，除毛泽东的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和总政发出为高敬亭平反通知外，还写道：
        1939年5月，叶挺去江北组建江北指挥部，向第四支队干部动员向东挺进，高敬亭也表示赞成，却在背后指使部队停止东进，还发生了与高敬亭关系密切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叛变投靠国民党顽固派的事件。“在广大干部反杨、曹叛逃斗争中，揭发了一些高敬亭的错误言行之后，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于6月上旬在肥东县青龙厂集体召见高敬亭，按照事先的布置，将他扣押起来。”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意外事件，以利整顿部队，暂时对高采取隔离措施，亦属必要。但20天之后，叶挺根据五战区报请国民政府军委会一个所谓‘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于6月24日将高敬亭草草处死。这是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干出的一件亲痛仇快、错杀同志的蠢事。”
        “高敬亭同志被错杀，作为直接处理四支队问题的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也是有责任的，是个严重的失误。” （见《叶挺传—骁将的坎坷》第342-343页）
        两节不同的内容是：《叶挺将军传》第327页有一段话：“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处理江北问题的过程中，一直与皖南军部保持联系。重要的事情，都与项英先作商量。向延安报告与向重庆交涉，统由皖南军部负责。”这段话意思很明显，错杀高敬亭是由项英定的，也是由项英向重庆报的，把错杀高敬亭的责任都推到项英身上。当1995年笔者所写《项英传》出版，讲到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说当年第四支队属第五战区、军部属第三战区，错杀高敬亭是由五战区上报的，不是军部上报的，项英和他事先根本不知道等情况后，那段话就在《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一书中悄悄地拿掉了。
        特别值得提出的，《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一书的责任编辑蓝再平，对该书内容的处理很慎重，加了不少编者的话，还加了附录，收了十篇文章，将笔者所写《项英传》中“澄清对项英的一些非议”的内容，单独成文，其中有用事实说明高敬亭是叶挺搞掉而不是项英搞掉的内容，使该书增加了客观性的分量。
        叶挺赴江北整顿第四支队，包括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在处理后很快通过第五战区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曾复电表示“慰问”。1939年9月24日，《抗敌报》江北版对此专门作了报道。原文是：
        （本报讯）前叶军长来江北整理部队，将经过情形呈报委座（按：指蒋介石），兹已接委座复电，特摘录如下：电悉，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按：原第四支队代号）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尚望转张参谋长及其所属，共赴艰难，彼此化除成见，俾遵廖总司令指挥，完成任务，庶不负此行也，特达。 （见《叶挺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从《抗敌报》江北版这一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蒋介石对叶挺以处理高敬亭为主要内容的整顿第四支队是很满意的，否则就不会专门复电“嘉慰”了。
四、知情人证实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干的
        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讲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8册第329页）陈毅这番话，是在当时批判项英的情况下，用表扬的口气讲叶挺的，另一方面却证实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1989年9月5日，就在高敬亭被错杀50周年后，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笔者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讲到：“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见安徽《云岭》杂志第26期第6页，访谈记录）
        几年前，笔者还问项英在皖南时的秘书顾雪卿、警卫排长李德和，他们告诉我：项英在皖南期间从未去过江北，高敬亭的事不是项英去处理的，错杀高敬亭责怪项英是冤枉了他。
        陈毅、李一氓等从新四军组建时起，就和叶挺、项英在一起，了解新四军全局情况和对重要问题的决策、处理过程。因而他们的看法是可信的。
        上述情况表明，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经办的，更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项英要求蒋介石批准的，然后由项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的，它和项英提出的对高敬亭应采取教育帮助的本意完全相对立的。因而将错杀高敬亭之事怀疑、责怪项英是不实事求是的。
        项英历来对待干部是关心的，处理是慎重的。1931年，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批评中央苏区和红军中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那里肃AB团的活动一度停顿下来，保护了大批干部，尽管后来有反复，他本人被王明上台后的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撤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但在60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上写明项英当时的看法和做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939年错杀高敬亭后，一些干部思想不通，受到牵连，项英就让江北指挥部将林维先、万海峰等送到军部教导总队学习，让他们改变环境，充实提高，他们后来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林维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万海峰学习后进步很快，曾任团、师、军领导职务，直至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如果仍在原来的环境，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由于人们知道的历史原因，新四军前期许多办得好的事情，本是项英办的，却记到叶挺名下或被掩埋了；而有些是别人办得不好的事情，却往往扯到项英头上。高敬亭被错杀一事责怪项英，就是张冠李戴的明显事例。如今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澄清高敬亭被错杀的真相，不仅有助于正确的评价项英，更重要的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正是符合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求真务实”的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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