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市场决定未来
2008年的博鳌就在争论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个漫长的冬天大约持续了十个月，而最严寒的则是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寒流，这股寒流不但吹向了欧洲、亚洲，也吹向了中国及全球的各个角落。
2009年的博鳌正准的则是春天是否已经回暖。如今阳光明媚的天气已将人们带入了温热，而“春天”还停留在“小阳春”的阶段，人们仍在怀疑，春天是否真的来了，春天过后是否是夏天。
自1998年房改之后，住房市场的商品化就开始将民众的目光聚焦于住房上，历史性的改变了住房依赖分配之后，人们已不得不靠自己的收入选择居住的环境与生活的质量，于是自2002年起冬天与春天的争论就开始了。
各种不同的机构、研究单位、专家、学者、院校、民间组织等都纷纷发表不同的看法，都号称是权威，但却没有人对各种报告与预测负责任，对预测的错误与对市场的误导给民众带来的着重大损失承担经济上的责任。既然可以不承担责任，又有稿费和可以提高知名度，那么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
恰恰媒体的新闻饥渴症与竞争让更多的媒体更愿意用这种不同观点做为工具引发社会的争论，在媒体网络上大搞特搞那些所谓的民意调查，将一个本来很严肃的并且与民众生活有着直接经济联系的话题变成了“超女”式的娱乐。冬天与春天就不再是一种天文气候的专用词，而变成了房地产宏观经济的特有名词了。
没有一个研究机构或专家呢个能保证将根据历史数据和经济规律做出的预测变成现实，所有的预测都只能建立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之下，但中国或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能在经济波动中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试图调节经济的自我运行规律，试图用行政的手段调节经济的运行周期变化，于是更多的预测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就使预测的结果也会发生变化。
预测就成了政府用于调节周期的借口，成了行使行政权力的理由。预测恰恰是用这种方式来干预和影响政策的制定者们的。
春夏秋冬是宇宙天文特有的运行规律，不是哪国政府可以左右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让地球的运行或太阳系中星球的运行规律发生改变，因此只能用穿衣、取暖、空调、制冷等手段来适应春夏秋冬的变化，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
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运行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出现让许多的经济学家们总结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理论，让经济有了周期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但遗憾的是世界上不仅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同时也有社会主义等其他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各国政府，有倾向于不同主义的国家管理者，于是他们就会中市场经济中偏好于用他们认为的或信奉的某个主义或某个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来操纵市场。这些控制着国家权力的大人物们从来都认为他们是精英，他们比市场和民众都更高明，他们有能力用行政的权力和手段改变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实现他们的理想。
就像人们无法改变春夏秋冬一样，任何国家的政府可以中局部的时间改变局部市场中的经济运行轨道，但这无非是取暖与空调、穿衣与制冷可以改变短期的局部却不能改变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经济规律。
经济出现周期的春夏秋冬并不可怕，看不见的手就是在这种季节的变化中才能发挥出其特有的优势来调节温度，并让一部分落后的产能和企业被冻死，而让一些能有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幼苗重新开花结果。自由市场经济的残酷在于它会用冬天来淘汰落后，也会用春天来培育新的物种，才让应被消灭的落后不再占用优质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发挥经济资源的最佳效益。
但看得见的手常常会心疼那些由他们一手培植长大的落后，想要努力的保持他们精英的尊严和荣誉，他们就不得不去用行政命令的政策来保护这些垄断与落后，以让他们的错误变成一种业绩，同时也让被扭曲的市场经济和民众为他们的愚蠢做出牺牲。因此就有了并不由经济周期规律而决定，而是由政策的调控来决定的冬春之争。
如小平先生为了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而实行的国退民进与现金为振兴经济而实行的国进民退，明显的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导向。小平先生在努力的适应于经济的运行规律，试图建立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让他们适应于宇宙天文的春夏秋冬。但这种努力却被人为制造的春夏秋冬的力量颠倒了，于是季节与温度不再由经济运行规律决定，而是由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决定了。
自2003年以来，中国出台了连续多年针对于宏观经济和房地产的调控措施，每次政策的出台都引发一轮房地产冬天来了的争论。几乎所有的争论都不再是针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是针对于中国的人口增长结构，不是针对于中国的住房市场现状和预期，不是针对于城市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而是针对于政策出台会产生什么样的市场冲击和对正常市场运行可能产生的扭曲，包括让企业在市场中承担政府应承担的救助责任，让企业成为有良知的、宁可做亏本生意也要生产低收入家庭能买得起的住房等等。企业不再是努力创新并谋求最大经济效益的市场主体，而变成了共和国的雷锋，应勇敢的承担“社会责任”替政府排忧解难，那么还谈什么市场经济呢？
因此大多数时间中国的经济气候变化是靠政策调节的，这种被称为反周期的调控政策大多难以达到政策预期的目标，常常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现象“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即政策放松则经济就高涨、政策收紧就问题百出冬天来了。因为中国没有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机会，于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就都是在猜测着政府的动向了。
看看今日的股市，每天的股评专家都很少从市场公司发挥战略、团队、品牌、竞争优势来分析企业的未来，而几乎千篇一律的在分析政府又出台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将有利于那些行业或企业的发展，或说给了某些行业、企业发财的机会、财政的支持或说税收的补贴，因此才有了对这些备受政策保护的行业或企业的投资，也难怪股市被称为是政策市。
楼市大约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政府还会发射出哪些弹药用于那些投资者，或者扶持哪些类别的房屋开发。如果更多的政策都集中于非市场化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那么市场化的前景自然难以看好。如果更多的减税与免税都集中于解决商品化市场的建设与消费，那么市场就大有可为而不是简单的“小阳春”了。
对汽车可以减税，也许高层决策者认为汽车是为穷人服务的消费；为家用电器减免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同样认为这是为穷人服务的。但对住房的消费不能减交易税或减免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这是给富人的减税而非给穷人的消费，似乎穷人就不能买房或不应买房，但可以买汽车。反之没有政策在强调或要求汽车生产商只能生产小排量汽车，却有政策在强调或要求地产商生产低价房和小户型住房。
要市场还是要市长的问题，早在改革初期就争论过。从吃粮到吃菜、从就业到住房，最终的结果不是市长解决了吃粮吃菜的问题，也不是市长在包办就业和住房，这一切都是市场中创造的机会。而市场在中国的改革三十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之后，反而备受攻击，市场失灵要靠政府来指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金融危机之后更找到了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理由，于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就只能交给政府了。政府将决定经济未来的气候变化。
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的调控常常难以奏效正在于市场力量的强大，强大到了并不听从政府政策的指挥。小阳春来自于政策的放松，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则未必要再靠更多的弹药，只要坚持市场的道路就根本不用操心是否有冬天。气候如没有变化反倒是市场失灵了。但如果让市场把气候可能变化的注意力集中于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上，游戏中的效率就一定是最低的。
重要的是把市场气候变化的权力交还给市场，让市场决定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