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逝世 享年88岁
2008-05-10 08:02:13 核心提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元化先生5月9日22时40分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88岁。王元化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王元化东方网5月10日报道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王元化先生，于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88岁。
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至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王元化著作书目抗战文艺论文集 1939，文线出版社
文艺漫谈（论文集）1945，通惠出版社
向着真实（论文集）1953，新文艺
文心雕龙创作论（论文集）1979，古籍；增订版，1983
脚踪（小说集）1983，福建人民
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湖南人民
文学沉思录（论文集）1983，上海文艺
文化发展八议（论文集）1988，湖南文艺
翻译书目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译文 (本文来源：东方网 )
文汇报的报道：
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思考
——追记昨晚在沪去世的王元化先生
日期：2008-05-10 作者：陈熙涵 来源：文汇报
昨晚10时40分，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瑞金医院与肺癌斗争了许多个日夜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无论何时、何种状态都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
得知这一消息后，记者拨通了李子云女士家的电话。当时时间已近午夜，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接通。电话那头，李子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元化先生是不是过去了？这么晚你打过来，我知道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同寻常的了。”说完这句话之后，电话那头是很长的沉默，然后她说，“你等我一下，我想起来调整一下自己再说。”李子云的声音再次传来时音调变得很低也很缓慢，她说：“我也是刚刚出院，在医院的时候，我每隔2-3天就给王先生去一个电话，问他的情况，他耳朵不好了，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一来二去的其实也说不了什么。没想到今天他过去了，终于没能再见他最后一面，我很难过。”“就在一个多月前，当时我听说他在连续11次放疗后，已经不能进食。再后来，我又听说他的脑水肿很厉害，人非常痛苦，几乎说不出话来。”李子云的声音有些哽咽，“你知道吗？很多人被病魔折磨成这样，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趣过问一些事情了。可是，当他听说华东师范大学要筹建‘王元化学馆’的时候，竟然对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陈丹燕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李子云说道，“王先生说，我不希望把它（学馆）搞得规模很大，很铺张，只希望能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就行。”然后，王元化先生一一地把从前自己捐献出去的东西怎么集中到这个学馆来，作了清清楚楚的交代。“这就是王元化，无论何时、何种状态都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李子云说。
和张可一起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是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王元化在他88岁生日来临的时候，得到了最可心的生日礼物。那天，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王为松给老人送去了30本羊皮精装本《读莎士比亚》，这是王元化、张可夫妇二人在学术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是他们60年相濡以沫走过风云岁月的见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为松很感慨，“我们是为老先生88岁生日特别赶制的，我知道这本书对王先生的意义，那是他生活比较困顿的时候，夫妇俩合译的。曾听王先生说，译这本书时，他和张可没有社会交往，没有工作，在政治身份上沦为‘贱民’，这时候张可拉他一起阅读莎士比亚，翻译作品，逐渐燃起了他工作的热忱，使颓丧的心逐渐显发出光彩来。”
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翻译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王元化夫妇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希望我们都能“为学不作媚时语”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总是在不断地思考与探索，他的著作，往往离不开一个‘思’字，《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等等，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王元化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个‘思’字了。应该说，回到独立思考的学者生活中去，使他得到一个幸福而辉煌的晚年，对王先生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学者吴洪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么说道。“就在两天前，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前往医院看他，王元化先生看到汪教授来了，马上就问他‘你看中国经济今年怎么样啊？’汪丁丁大声回答他后不久，王先生就昏迷了。可以看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王元化先生生前认为知识分子要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他提出‘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而他在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论著中，也的确始终是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地这样实践着、坚持着。他是一个学者，但并不是一个整天待在书房里的恂恂如也的学者，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锋芒毕露的斗士型的学者。”吴洪森先生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这样的描述不禁让我回忆起王元化在《论样板戏及其他》一文的附记中的一段话，“这几年有种风气，谁要是不一窝蜂跟着叫，而且调门越叫越高，谁就是持不同‘艺’见的人。我实在害怕并反感这种一窝蜂的风气，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的潮流。这样我们的文化才会有健康的文化，真正的文化。”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坚持！
本报记者 陈熙涵
解放网的报道：
王元化昨晚故世 学界再失重镇
www.jfdaily.com 2008-5-10 10:45
记者谢正宜报道：自上世纪90年代痛失钱钟书，中国学界泰斗北钱南王，剩下王元化独倚一角，仍在进行思想的探索与反思。
昨晚，王元化于22时40分在瑞金医院逝世，享年88岁，自4月底“硬骨头教授”贾植芳故去，短短一月间，学界又失重镇。
王元化1920年出生于武昌，中国著名思想家。信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对当代中国诸多重大思想问题，均有论著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晚年一直伴随在王元化身边，如亲生女儿般照顾着他的蓝云女士昨晚忙到夜半三点方才休息，疲惫中，她告诉记者，而今，治丧委员会还未成立，追悼会时间暂定在一周以后。
清华情结：与王国维作邻居
王元化小时候住清华南院，住1号的是赵元任，2号是陈寅恪，7号是王国维，他的父亲王芳荃与这三个邻居在当时有“清华四导师”之称，闻一多、余上沅、梁实秋等我国一批现代著名学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在清华南院一直住到7岁。王元化至今不忘儿时趣事，“王国维的脑后拖着一条奇怪的小辫子，南院的小孩子们就给王国维起了个外号“王小辫”。每当王国维走过，他们就追在后面喊：“王小辫、王小辫！”王元化的母亲对他说：“你不要笑他，他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
青少年时代，王元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后流亡到上海，先后担任过《奔流》、《奔流新集》、《展望》、《地下文萃》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建国初期，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出版局和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并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55年蒙冤工作中辍。1960年被分配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上世纪80年代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王元化早年深受进步文学家，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生涯。起先从事创作，大部份作品收入小说散文集《脚踪》中。后转向以写作评论文章为主。发表《鲁迅与尼采》和《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论战。又对一些所喜爱的外国作家如果戈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作了深入的评介，并批驳了当时否定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调，论文集《向着真实》1982年重版时，王元化在后记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束缚，但进展不大。从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一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
1955年以后，王元化在长期困厄的境遇中，潜心书海，同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又致力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初稿就在此时写成。逝世前，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白头失伴：张可爱随坎坷一生
对于有点文化味的人来说，应该知道中国现当代真正称得上书香伉俪的，有三对夫妇，他们是林语堂与廖翠凤，钱钟书与杨绛，第三对就是张可与王元化。第一对已早已化鹤西归，第二对的钱钟书也与上世纪90年代离去，只留下杨绛孤身一人。第三对的张可，在经历了骨折、失语、吞咽功能的丧失，辗转一年多后，于2006年去世，宣告三对学术界大师级夫妻已不再完整存在。白头鸟儿失伴飞，王元化的哀恸让诸多观者不忍。昨晚王元化去世，有网友说，好在，那一头，有张可等着他。
王元化和张可相识的那年，两人都才18岁。
张可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世家望族，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在王元化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气质高雅、清纯如水的名门闺秀，总穿一件淡蓝竹布旗袍，衣着简朴、素净，相貌端庄。不过，她和他的最初交往，通常是与张可的兄长满涛一起谈文学、谈创作、谈读书的欢聚中度过的。在文化氛围很浓的思想与情感交流中，王元化和张可之间萌生了爱情，并借此迅速得到培育、发展，逐渐成熟起来。到1948年3月，两人在双方亲人的祝福声中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的人生命运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上世纪50年代，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意气风发，王元化楚人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使他额头发红，侃侃而谈，每当此时，张可会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笑笑，然后对他竖起修长的拇指来，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1955年，王元化因故被勒令进行隔离审查。张可被人以书打脸，逼迫冤枉丈夫，她拒绝了。由于长期孤独生活，王元化一度患了心因性精神病症，张可悉心照料着丈夫的饮食起居，她从不透露自己所蒙受的种种勒逼和羞辱。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元化没有工作，只拿生活费，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张可的工资。在这夫妻间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的日子里，他只好借给出版社翻译书稿为谋生手段，每天伏案笔耕近十个小时，以挣一点稿费来贴补家用。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继而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并常常督促他下馆子改善营养。
1979年6月，高强度的工作让张可不堪重负，突然中风病倒，在医院里，她一连七日昏迷不醒。王元化衣不解带，整整守护了她一个多月。后来，她的病情基本稳定下来了，人也渐渐恢复了神智，可由于大脑受损，竟完全丧失了阅读能力。王元化看着病中的妻子，心力交瘁，一时情不自禁地像个小孩子那样嚎啕大哭……
晚年反思：病榻不忘著作事
王元化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博士蒋述卓回忆：“王先生说话很快，思维很快，但是写文章很慢，说明他的思维非常缜密，学风非常严谨。他一篇3000字的文章，要写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文稿反复修改。他常说，你写文章不要写那么多字，你想写10万字，那么7万字就可以了，越精炼越好。他的思想非常精炼，不玩弄词藻，也不玩弄一些非常新的观点。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我们的论文反反复复修改。我是外地人，他规定我一个星期必须到他的家报到一次，然后吃一顿饭。那时作为学生来讲，这就很幸福了，有饭吃。”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元化的著作纷纷整理出版，他又写作了以学人为主角的大量文章，其中既有悼友怀师之作，如《悼王瑶》、《谈汤用彤》、《熊十力二三事》等文章，也有对学人研究的系列文章，如《鲁迅与章太炎》、《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国学研究》等文，赞扬陈寅恪、王国维、汤用彤等人虽有深厚的西学功底，却能在治学中，做到撒盐于水，不着痕迹，从而在西学东渐的思潮中，保持自己的学术自由。
最后见到王元化的文史专家孔海珠是作家、出版家、文史学家孔令境的长女，孔家与王元化是世交，孔海珠又曾师从刚刚去世的贾植芳教授，她于今年春节就想探望“王叔叔”，但因事耽搁，贾植芳教授缠绵病榻期间，也未赶上随侍左右，总是遗憾在心，4月30日，她与妹妹，著名作家孔明珠来到了瑞金医院：“那时听说王元化先生情况不太好，我心里很着急，在贾植芳教授追悼会的第二天就赶到了医院，他与我父亲曾共事知交，我们都叫他‘王叔叔’。王叔叔精神不好，那天围着他照顾探望的人倒不少，王叔叔的姐姐比他大三岁，很健朗，也一直在病床边照顾着他，他已经不大有力气说话了，吊着盐水，吸着氧，可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立马吩咐身边小辈，联络媒体，原来，他最后的一部大块头文章《王元化林毓生谈话录》3月份在媒体发表了上部，下部一直没有发表，他心里惦记着这件事情，还不让小辈传话，而是亲自用很轻的声音，艰难地致电媒体询问，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学者，身体虽然已然患疾，脑子却很清楚，心里总是惦记着学术，渴望自己的思想为大家了解。”
对于老一辈学者文人和他们的后代，王元化也是关怀备至：“王叔叔总说，‘我和你爸爸很熟哦’，然后一说往事，喋喋不休，我爸爸孔令镜纪念馆成立时，王元化还主动要求说‘我来题字好不好？’，说着就令我和妹妹孔明珠铺开纸张，他那时已经饱受癌症化疗之苦，却还是勉强起身，写了几个字，已经是挥汗如雨，我们都几乎感动至哽咽。我写文集《聚散之间》，他也特别细看指点，还吩咐我要我多写点，多记录老学者的人事学问。”
王元化：我和胡风二三事 标签：
王元化 ● 王元化
一、我认识胡风是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我和满涛一起去雷米路文安坊看望冯宾符，他对我们说胡风就住在他的隔壁，愿介绍我们认识一下。我们当然很高兴，这是我和胡风先生第一次见面。在此以前，我在北平读中学时，曾读过胡风的文章。抗战后我到了上海，胡风已去了内地，但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和他编的《七月》，在孤岛时期还能看到。这次我们见面，谈话的内容我还记得。他说今天中国的文艺界，要反对两种倾向，客观主义和色情，我们听了都很赞同。
( http://www.tecn.cn ) 二、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就到北平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去任教了。那时满涛给我来信说，他和萧岱、樊康常到胡风家去。后来他们办了一个小型刊物，把我写的一篇《论香粉铺之类》发表在他们办的《横眉小集》上。这篇文章本来是寄到《时代日报》给楼适夷的，满涛他们看到，拿去就作为《横眉小集》丛刊第一集题目了。我在北平教了三年书，被组织上叫回上海。那时上海的文委领导是新从延安回来的一位老同志，他经过延安整风和“三整三查”，一回来，就把整风精神带来了。在敌伪统治期间，我开头是上海地下党文委的委员，后来做文委的代书记。这位同志一来，觉得我思想不纯（在学习《讲话》时，我提出了一些想不通的地方），就罢了我的官，要过去我所领导的文委成员（包括萧岱、束纫秋、包文棣、樊康等）背对背地揭发我。他们揭发不出任何东西，但这位同志仍认为我有问题，不安排我工作。一九四六年经组织批准我到北平去教书，从北平回上海后，他咬定《横眉小集》是我倡办的。他认为这个刊物很不好，勒令停刊了。虽经萧岱、樊康等一再声明《横眉小集》的创办与我无关，但他仍坚持这个丛刊是我授意办的。
( http://www.tecn.cn ) 三、我回到上海后，仍由这位同志领导。他先派我去《展望》负责编辑工作。（《展望》被查封后，又令我去负责编《地下文萃》）。我在编《展望》时，樊康拿来一篇冰菱（路翎的笔名）的文章，我在《展望》上发表了，受到这位同志的严厉批判。他向我宣称：“胡风是有政治问题的”。我和他争辩，举出鲁迅答徐懋庸那篇文章。他十分生气，认为我对抗组织。此事一直拖到上海解放后，由当时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亲自过问，交上海市委组织部解决。我受到了口头警告的处分后才分配工作。（文革时，曾有人来向我了解这位老同志的历史问题，说他是叛徒。我说不是，因为上海沦陷期间，我在地下党文委工作，这位同志被捕过，当时组织没有受到破坏。他被营救出来后，还是由张可把他送到火车站辗转去延安的。但是来外调的人说：“你在包庇他”。我说：“没有，你们可以去调查”。可是外调的人说：“他被捕两次，头一次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瞒着不说！”我说：“这我就不知道了”。）
( http://www.tecn.cn ) 四、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那时，这位老同志突然来找我，通知我说：“你去找胡风，向他说组织希望他到香港去，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这使我一点摸不清头脑。我向这位同志说：“我和胡风没有什么来往，他也完全不知道我是党员，我怎么能去向他说呢？我去说了他也不会相信我。”我向他建议不如让林淡秋转告冯雪峰（那时雪峰和地下党没有直接关系），让冯雪峰去说比较合适。此事后来怎么办的，我不清楚。不过从这件事看来，他以为当时我和胡风关系密切，以为我把什么事都向胡风说。
( http://www.tecn.cn ) 五、 解放后，华东局宣传部派刘雪苇和我去新文艺出版社的工作。五二年党内整风，这位同志已经在北京工作，他专门写来了揭发信，揭发我和胡风关系密切，并说我如何为路翎捧场等。其实，当时我并不太喜欢路翎的小说。我和胡风说过，我比较更喜欢贾植芳的《人生赋》。
( http://www.tecn.cn ) 六、我和胡风的来往到是从解放后开始的。开头姜椿芳在《时代》出版社负责，找我去工作。不久又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后又由华东局宣传部分配到新文艺出版社。这期间开始了批判胡风的思想，我很有抵触情绪。后来，冯定同志和我谈话，对我起了影响。（我和冯定认识是在一九三九年初。抗战初他也是上海地下党文委成员，不久就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三九年初，地下党派杨帆和我随上海慰问团带领二十多位青年到新四军去。我们行至金华为国民党所阻。杨帆嘱我带另外一个团员先行，我到了新四军就是和冯定联系的）。解放初，我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时，当时宣传部长是舒同，副部长就是冯定。北京开始批判胡风后，冯定专门找我谈话。那时我的想法很幼稚简单，认为文艺界有宗派，而最高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由于全国刚解放，诸事待理，还来不及过问文艺方面的事，一旦过问，许多问题就会迎引刃而解了。我还认为苏联也是这样的。（这些简单幼稚的想法，在我当时写给胡风的信中都表现得非常清楚，可参照）。冯定和我谈话时，向我严肃地说，毛主席把胡风的全部著作都读过了，认为胡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叫我划清界线。我听了震动极大。（大概那时他也向刘雪苇也讲了同样的话）。冯定还跟我说：“你不能跟胡风走，你应该跟党走。”我听了内心矛盾之极。我向他说：“胡风有些文艺观点我是赞同的，如果我马上就划清界线，那是假的，我希望组织上在这方面能够帮助我。目前我所能够做的，就是不再和他们来往了。”（直到最近，我为北大出版的《纪念冯定百年寿辰研究文集》所写的《认识冯定》一文，才把这情况说明，可参阅）。我长期对批判胡风采取抵制的态度，因为冯定是我信任的人，我认为他和文艺界没有任何瓜葛，完全可以信任的。自然更主要原因是我当时对党的最高领导的迷信。
( http://www.tecn.cn ) 七、五四年我调到上海文委，年底，全国开展了批判胡风的斗争，来势凶猛，从思想问题很快上升到政治问题。这时，彭柏山把我和孔罗荪叫到市委宣传部，他拿出刚刚发下的红头文件对我们两个人说：“中央责令每个党员都要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这件事很严重，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我也要写，你们也要写。”谈话回来不久，果然柏山写了，我也写了。这是我一生中所写的至今内心深以为疚的文章。五五年六月，我被隔离审查了。隔离后期，审查我的同志对我说：“你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没有历史问题。在对敌斗争时期，你的表现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你对胡风的认识不清，立场和态度都没有转变过来。你转变过来了，就可以出去工作。”由于我一直坚持胡风不是反革命集团，终于在最后给我作结论时，定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当时，领导上有不同意见。中宣部的周扬、上海市委的王一平、石西民都反对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但是，上海反胡风五人小组领导张春桥坚持定我为反革命。我的结论是到五九年底才作出来的。
( http://www.tecn.cn ) 八、这篇附记多次提到那位同志。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尽管他使我受到了大伤害，但我愿意说，他不是一个品德恶劣的人，（果真如此，我也不会对他采取原谅态度了），而是由于他思想极左和强烈的主观主义作风所致。他以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忠于党的事业。四人帮粉碎后，我尚未平反，姜椿芳一次来信提到他和林淡秋、梅益一起回忆解放前上海地下党工作，谈到他们三人对这位同志的不近人情的僵硬的极左作风提出了批评（我想，姜写这封信，也出于对我的同情）。那时我回信给姜就谈到我的上述看法。正因为这缘故，文革后直到他去世，我和他还一直有来往。
( http://www.tecn.cn ) 附注：
小风来信说《我和胡风》行将增订重版，由于来不及另写专文，就把《清圆书简》中写给胡风的七封信寄去，并加一附记，作为小小的纪念。以上就是附记的内容，题目是现在加上去的。
永恒的女性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16日15:31
新民周刊[ft]
一切消逝的不过是象征；那不美满的在这里完成；不可言喻的在这里实行；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
——歌德《浮士德》
撰稿／胡晓明
我的师母张可先生走了。她坎坷一生、操劳一生、忍受苦难一生，也终其一生散发着清香与暖意给周围的人们。现在她走了，那遥远的天边，她苦痛的生命安息了么？然而她美丽的灵魂终将永远散发出人格的馨香、生命的清芬，这是我十分相信的。
师母的故事其实早已传颂，有口皆碑，成为文化上海的一个活的经典：她高贵的气质、品性，她与王元化先生历经劫难而美如钻石的婚姻。残酷年代里，有多少家庭终不能共患难而解体。人们感叹唏嘘，将他们的琴瑟之合，誉为“旷世良缘”；将元化之终有张可，美为“几生修得梅花福”。然而，师母为人低调，也为先生的名声所掩，她的事迹终不为太多人所知。二十年的相处，我的记忆与了解竟也如烟如岚。青山杳杳，陌上人远，我不过只是拾得碎珠片钿而已。
张可出生于苏州一世家，其伯祖父是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祖父张一鹏曾任蔡锷秘书。父亲张伟如留美学化学归来后任民国上海市政府官员，其兄是著名翻译家满涛。近代文化世家有一种神秘的魅力。令人惊异的是，受教于李健吾、孙大雨、方光焘等名师，早在她读暨南大学外文系时，十八岁(1938年)即以范方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并演出了其中的主角。后来她还排演过外国剧《锁着的箱子》、曹禺的《家》、于伶的《女子公寓》、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一直到后来成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名教授、莎士比亚专家。
1937年在上海的租界沦为“孤岛”时，她与元化在“戏剧交谊社”结识，或在蒲石路(今永嘉路)的小花园里排演讲戏，或在美术馆对面的裕和坊4弄2号的张可家谈文说艺，或共同参加地下党的刊物编辑工作，或冒着生命危险送人到车站码头。十年后的1948年完婚，也是在今天为张可举行追思会的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岁月如流，当年的王元化是那样的革命青年，他不想穿新郎官的那身礼服，“他们要把我打扮成小丑啊！”
解放后不久，张可就不得不经受一个劫难：因胡风冤案牵涉，1955年王元化被隔离，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张可要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担，又要救治丈夫可怕的疾病，还要对付来自外面的各种政治压力。从1955年到1979年她中风前的二十四年，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她以她的坚韧、仁爱、悲悯与苦难担当精神，支撑着一个弱小家庭的生存，支持着一个人文学者的坚守，支援着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她相夫、教子、敬老，以妇道守人道；译莎评、编刊物、教学生，以文明驱野蛮。没有一句怨语，没有一点倦意，没有一丝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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