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王元化 《财经》学术顾问 汪丁丁 《财经网》 　 [ 05-10 19:45 ]
思想者走的时候身边无亲友，思想不为它自己送行
　　【《财经网》专稿/汪丁丁/文】孤独，确实是思想者的命运。他在世时，绝不迎合众说。他因追求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的境界而受世人尊重，他在“学术凸显和思想淡出”的时代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在病危期间口述一信致友人林同奇，说他觉得他的生命只是因了他的思想而延续着。似乎命运之神也听到了他口述的信，象征性地，她让一名临时护工向世人传达了他辞世的消息。思想者走的时候身边无亲友，思想不为它自己送行。
　　半世纪前，元化先生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隔离审查，伴随着精神崩溃和急性失明而发生的，是他的第一次启蒙——每一个人获得勇气独立运用他自己的理性能力，康德谓之“启蒙”。
　　在他留给我的静默中，我才渐渐明白，孤独是可以产生勇气的。哪怕是被迫地孤独着，也足使一个人获得启蒙的勇气。众声喧哗，只有孤独的人能倾听静默。当我能倾听静默时，我学会了思考。
　　1962年，元化先生执韦卓民介绍信拜访熊十力，求学，求沉潜往复之学，求生命真谛之学。此前一年，他开始写作《文心雕龙柬释》——这是他终生写作而不辍的一部学术专著，自1946年始，多次重写，多次扩展，多次更名，发行总量已超过五万册，于2004年出版最终本，题目定为《文心雕龙讲疏》。据他回忆，先师汪公严曾为他讲授《文心雕龙》，使他受益终身，文史百科，博采众长，料自当日始。公严先生，字巩庵，善画，由旧学而新学，27岁入张之洞幕僚并与周彦昇共同编辑《劝学篇》，1918年入清华学堂讲授国文并撰写清华校歌，始与元化先生的父亲王芳荃交往。王芳荃先生，字维周，1906年留学日本，1911年入清华留美学堂讲授英文，后赴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再返清华任教。1928年，罗家伦任清华校长，汪公严与王芳荃同时离去。1934年，汪公严赴长春担任溥仪的自然科学老师，至1941年返回北平。1946年，元化先生任教于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由父亲引荐从学于汪公严。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其中有胡风1953年8月17日写给满涛和王元化的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被诊断为发生了“心因性精神症状”（即精神分裂症），……自那时起，一年内，王元化两次精读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一版，书页满布圈点，在香烟盒等纸片上留下数万字读书笔记。或许比理性生活更加重要，元化先生的情感生活几乎完全维系于他的夫人张可（满涛的妹妹）、他的笃信上帝的母亲和姐姐、以及莎士比亚作品。1957年，审查结束，他和张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开始编译文集《莎剧解读》。
　　元化先生与张可的文学生活肯定诱发了远比文学和生活更深刻的思想体验，也或多或少为他们承受即将爆发的广泛得多的文化灾难提供了准备。那是他的第二次思想启蒙，他不再相信黑格尔试图概括的那些普遍适用和亘古不变的规律，他更关注具体的和特殊的体验。熊十力对他说过，读书，应以全部生命相冲击，方能有所感受。换句话说，那些被书写过的普遍规律，仅当我以我生命的全部体验与它们相冲击时，才呈现出它们的真理性，才不再是教条，此即元化先生所谓“融入生命的学问”。其实，1979年元化先生在《学术月刊》发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已经意味着重新解读马克思和黑格尔，导致了元化先生19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也因此，贺麟的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一版提出的“总念”翻译思路，远比其后数版沿用的基于列宁《哲学笔记》的“概念”翻译思路更深刻，更强烈地显示着对抽象的一般规律性的基于特殊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否定。
　　在他坎坷的生命历程中，始终以无限的爱与他相伴渡过漫漫长夜的，先是母亲桂月华，后是张可。如人类历史记载过的许多伟大女性一样，这两位伟大的女性，是她们养育了他的生命——身体的、情感的和心智的。纵观一生，他受母系血脉的影响最深。母亲的家族，桂姓，早得“新学”风气之先，由文学、英文、欧洲、基督教堂，而至北京的清华学堂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三代书香，耳濡目染，可谓“家学渊源”。1979年，桂月华93岁，写信给周扬，申诉自己的看法，要求他为元化先生平反。据云，此信促使周扬改变态度，同意平反王元化。1986年，桂月华辞世。元化先生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送别了母亲。关于妻子，王元化说她，“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虽然她在关键时刻显示了女性少有的坚强。……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2006年，张可病故，8月12日，又是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元化先生送别了张可。
　　于是这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上帝死了，因为爱的离去，人也死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有更多的时间，回忆与省思。这是接续着他的三次反思的思考，我推测，它的主题是“爱”——不是抽象而浅薄的概念式的“爱”，而是生命即将终结时，具体而丰富的，足以构成对全部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思考之基础的爱的主题。■
元化先生为《财经》撰写的专栏文章，第一篇：
生命、人文和政治文明


2003年6月25日11:57 　 [ 王元化 ]　 来源：[ 《财经》杂志 ]　

　　运用行政集权手段，其前提必须是有责任伦理和人权观念的政府。如其不然，一旦放弃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立，不立此为本，那么，必将流为新权威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泾渭殊途
　　4月下旬，新一届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果断处理渎职官员，把谎报、瞒报的情况扭转过来，每天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疫情，在不长时期内，使正在迅速蔓延的SARS疫情得到了控制。这说明面对SARS这场突发的危机，政府是有应对能力的，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
　　长期以来，我们只喜爱豪言壮语，只追求宏伟目标和乌托邦理想，至于为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老百姓要付多少代价，都可以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只讲意图伦理的政治。但是，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可以这样说，本届政府在就职时向人民所作的承诺，已经初步实现。它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按照现代政治家的要求，以责任伦理指导自己工作的政府。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过去，我们也讲要对工作负责，但很少提到人，特别是人的生命。这里说的人和人的生命，不是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如卢梭所说的“公意”，而是指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负责。不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人民这一概念也就变成没有内容实质的空话。过去，我们往往将经济指标放在第一位，实现多少GDP，吸引多少投资，成为工作成绩最重要的考核指标。甚至有时表现为急功近利，只为政绩，不管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次政府抗击SARS的行动让人感到温暖，我想其中开始显现的一些基本人权观念，恐怕在起着主要作用。
　　我们是在尚未完成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来进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在我看来，政府抗击SARS的行动，主要运用了以下三种措施：第一是高度行政集权的协调机制，把为防控SARS所急需的人财物作集中的调配。北京小汤山医院就是这样搞起来的，部队和上海等大城市在医药用品、设备和人员方面，对疫情严重地区所作的支援也是这样的。第二是运用党和政府总动员的方式，设立以总指挥部为核心的领导机构，大张旗鼓，发动群众，来贯彻政府的统一部署。第三个措施是为应对危机，迅速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采取了雷厉风行的严厉措施，大力整饬玩忽职守的官吏，将他们拉下马。
　　以上三种手段也是过去常常采取的，但是为什么这次政府的政策得以较为顺利的贯彻，比较获得人心呢？那就是因为本届政府注重责任伦理，把人的生命放到第一位，这是一个关键条件。
　　不过，就这种措施本身来说，它是在体制改革还没有实现之前，只能采用的手段。运用这样的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所依靠的是领导的开明，否则，采用同样的行政手段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如过去的大跃进就是一例）。我们不能过分信赖这套行政手段，因为它只能用于一时，而不可行之于久远。它是有局限的，虽然适合于某些方面，但在另一些方面则不一定顶用（正如最近有人已经指出的，我国SARS患者超过千例，可从这样众多患者身上取下供医学研究的丰富资料，这是其他有疫情国家做不到的。但在对SARS病毒科学研究上，我们和先进国家比还相当落后）。它只能是在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以前，在政治文明的目标实现之前，不得不采用的手段。倘不坠入空谈高调，我们只能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实在也别无更能行之有效的方案可循。我甚至认为在一轮一轮政治改革完成以前的较长时期，也还只能如此。自然其前提必须是有责任伦理和人权观念的政府。如其不然，一旦放弃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立，不立此为本，那么，必将流为新权威主义，这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泾渭殊途的。
　　接下来我也想谈谈人文精神的问题。在抗击SARS的战役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和法制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人文精神却不可遗漏。长期以来，不注重人文精神，即使在学术文化领域里，人文精神也同样被忽视，以致直接影响到人的素质低下。我们只要略加反思，就可认识到忽视人文精神的后果。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SARS肆虐期间，不少中国公民身上竟仍然会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比如许多医务工作者平时默默工作，他们都是普通人，但临危不惧，恪尽职守，是那样的从容，充分体现了对职业道德的自觉。这是令人感动的。我觉得也有更多一些人在观念上，开始萌发了某些变化。这是由于迅速传染的疫情，促使人们省悟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懂得保护自己就得保护他人。这不仅表现在公共卫生方面，而且在价值观念上，也有所体现。过去，人们大多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但在危机时刻，开始想到别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再仅仅是金钱和私利，而是为别人的生命作出贡献的崇高品质。诸如这些过去很少看到的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突然展现出来，怎不令人鼓舞？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注重人文精神，很多不好的现象也在危机中暴露出来。一些人不讲公德，随地吐痰。有的患者明知自己有病，还出来游玩。甚至还有SARS患者从医院逃出来，到公共澡堂去洗澡。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蔑视人文精神，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出来的责任伦理、公民公德、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等，必然产生的恶果。我希望通过这次SARS的经历，全社会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社区问题。小政府、大社会是我们这些年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心目标，政府也投入了许多精力和资源，来建立和发展社区。现在我们的社区还不是民间社会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的根本精神是自治，是市民或村民按照自愿的意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这里且以美国的社群为参照，美国每一个镇都是一个社群，它有自己的通过选举所产生的管理机构，镇并不对县或州负责，它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在镇、县、州和联邦之间，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每一个都是相对独立的社群，只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比如州的立法不能违背联邦的宪法等等。
　　我们现在的社区，在历史传统上与保甲制度有关。1949年之后，我们采用的是街道里弄组织，它们都是区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或政权机构的延伸，实际上是政府的基层单位。它们是以贯彻上面的政治任务和领导意图为主要目标。它们不是自治的、服务性的，更多的是管理、控制的功能。在这次抗击SARS中，社区在医学隔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存在了不少问题。据一家周刊报道说，某社区的干部要求从疫区来的人隔离，那个人不肯，干部就对他说：“我以这个地区行政长官的名义命令你，不许跨出家门半步！”这样的说法是将社区内的居民看成是他治下的子民，并无法律作为依据。可是媒体还将这样的错误认识作正面宣传。
　　这个例子，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运用行政集权手段，倘不以责任伦理和人的生命第一作为前提，就会出现长官意志，强迫命令的现象。当前社区改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它应该是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使社区更多体现出服务和自治的性质，让政府对社区的管理由指令式向指导和辅助式转化，由原来作为社区派出机关的基层单位向民间社会自治性组织逐步过渡。
　　这次抗击SARS留下给我们思考的问题很多，我认为较为紧迫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危机中所闪现的美好人性和价值观上的某些转变。多难兴邦，目前SARS疫情接近尾声，恢复平时的太平生活后，这些美好的东西是不是会随之消失？过去读鲁迅《题未定草》引用了张岱的《越绝诗小序》，大意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危难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张岱所谓人主指的是明太祖，自然和现在的情况不同。鲁迅引用这段话后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灭的，这自然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张岱的话终究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告诫。（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