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街都是捐款的，没有人，包括我自己，敢于追问捐来的款怎样交给灾区以及到了灾区又怎样交给受灾者。可是《财经》编辑部的张进来信催问下一期“边缘”的题目了，这让我想到，如此多的捐款本身，已经足够地被主流媒体边缘化了吧？谁解释过它们的去处？那一家软件公司给我们演示那些银行和慈善机构的“捐款路线图”——即善款从我们手里传递至受灾者手里这样一条透明的令人放心的路线图？其实，我早知道国内慈善机构的损耗率极高，或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大约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我记得多年前胡鞍钢和康晓光的扶贫调查报告里披露过更惊人的数据：每一百元扶贫款只有两元真正交给了贫困户。如此普遍的官场腐败难道突然不见了吗？我觉得很难堪，在这样庄严的场合问了一个如此不庄严的问题。但是，难道不应追问吗？我查阅过西方国家的慈善机构的损耗率，例如，资中筠先生关于美国的基金会的调查报告，我估计美国的慈善组织的损耗率普遍低于百分之十，或许更低。因为那里运作善款的人，这一点特别重要，那些运作善款的人往往是志愿者，他们或许来自宗教界，或许是热血青年，或许是富家子弟，或许是退休老人，总之，他们多数人只需要一些奉献爱心的机会。国内的慈善机构，我是指最著名的那些机构，多年前已经有至少一家，被媒体披露存在严重腐败，那场官司至今未了结。自从我心里发生了如上这样的不合时宜的疑问之后，每一次见到捐款的或电视上广播捐款热线号码的时候，我都会留神听着，希望听到关于款项的传递路线的哪怕一丝丝说明。我承认我已经不是“愤青”的年龄况且我过去若干年始终在国内生活，所以我已经比较地老谋深算了，不合时宜但老谋深算。
钱钢---以最大仁厚面对灾民情绪 钱钢 《财经网》 　 [ 05-16 00:56 ]
我恳请指挥者，慎用“破坏抗震救灾”的罪名，温和化解灾区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无数同胞，在黑色的“5·12”下午，被死神瞬间掳走。无数伤者，在那个瞬间突遭重创，和生命的幸福、欢乐、健全顷刻间诀别。无数一息尚存的被困人员——他们可能是母亲，是父亲，是儿子和女儿，在“最关键三天”已然耗尽之时，尚在作最后的挣扎，等待获救的一线希望。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在特大灾害的巨大阴影下强烈凸现。权为民所授。政府的救灾大计，必须以受难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并接受灾区人民的监督，甚或是苛刻的挑剔。当大规模救援行动展开之际，我呼吁，对从浩劫中侥幸逃生的余悸未消的灾民群众，须以最大的仁厚与宽容，去善待与保护。
       我毫不怀疑，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废墟中的幸存者。我也毫不怀疑，政府将高度重视灾区民众的饥寒，食物、饮水、帐篷、衣被，都会随着交通线的打通，源源抵达。这一切，正在、还将不断通过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向全世界传播。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必定会一次次看到感激的泪光，听到对党和政府发自肺腑的赞扬。
       但是，灾区人民创巨痛深，他们在废墟上的艰难生活，外界很难巨细无遗地知悉。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说得对，我们的政策是原则性的，而老百姓的困难是具体的。灾区人民，在剎那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有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艰辛，更有家家不同的悲剧，有巨大的精神创伤。
       灾民的情绪，领导者应细心体察。温家宝总理在赶到汶川灾区后，对聚拢过来的当地干部群众说，你们受苦了，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汶川的老百姓，中央没有忘记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设身处地，体察汶川人们在震后的一天多里，是处于怎样一种几近绝望和崩溃的状态。中央领导已经在第一时间赶到都江堰，他们无法获悉；救援大军被阻，抢修损毁道路遭遇极大困难，他们无从知晓。惊惧，痛楚，期盼，失望，一切都会自然发生。
       面对情绪起伏的灾民，我们不能只说，解放军来了，子弟兵万岁；我们还要说，进入震中的艰险阻挡了救援队伍，而救援队伍多么应该早一晚到达！政府要倾听他们的怨言甚至愤怒，要以极大的耐心，向灾民解释当前的局面和政府的行动决策。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
       多灾多难的中国百姓，有隐忍沉默的传统。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还利于民，人民权利意识苏醒，鸦雀无声，变为众声喧哗。百姓有种种诉求，诉求有时也会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在动荡不安的灾场，政府为人民的安全，必须加强社会治安，但种种安定社会的举措，决不应是对灾民居高临下的管控。我恳请指挥者，慎用“破坏抗震救灾”的罪名，温和化解灾区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值此非常时期，“和谐”二字，何其珍贵！
作者为《唐山大地震》作者，现任教于香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