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气候学家称全球变暖严重程度仍被低估 《财经》记者 于达维 《财经网》 　 [ 07-04 12:35 ]
如不能在2025年到2030年间完全消除煤炭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气候变化就有失控的危险
　　【《财经网》专稿/记者 于达维】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中心的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7月4日在东京国立联合大学举办的气候变化讨论会上再次呼吁，人类必须在2025到2030年完全消除来自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否则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将失去控制。
　　作为最早关注全球变暖的科学家之一，早在1986年，汉森教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就首先提出了人类面临全球变暖的危险。而在20多年后，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挑战，早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现在公众和各国政府还没认识到其严重程度。”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
　　汉森回忆说，他在当时之所以意识到全球变暖的危险，并不是来自于单纯模式的计算；因为模式计算由于考虑的参数不同，往往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他是在研究了地球历史上对于二氧化碳浓度的反应，以及最近几百年来地球经历的变化之后，才得出结论的。
　　目前，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385ppm（parts per million)。理论上，使地球气候保持稳定的浓度水平是350ppm，但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个安全水平很可能只有325ppm。
　　从1978年到2008年，由于全球变暖的持续，北极冰盖已经从800万平方公里减少到400万平方公里左右。根据美国宇航局最近的卫星观测，北极点附近的冰盖今年夏天将完全消失。
　　“冰盖一旦消失，经需要上万年的时间来恢复。”汉森告诉《财经》记者。
　　他说，由于气候系统的惯性，人类历史上排放的二氧化碳还在持续发生作用，如果排放继续增加，气候变化将不可遏制。根据计算，要让海上的浮冰保持稳定，二氧化碳水平应不超过300ppm。
　　目前，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仍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而从人类历史上排放的总量看，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更是占到了一半。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后，各国对于煤炭的使用都处于下降趋势；但是由于近年原油的紧张，各国对于煤炭的使用又有所回升。
　　以日本为例，煤炭占其能源总量在2000年降至25%左右，而近年增加到40%左右。而中国的煤炭用量，则一直保持在一次能源供应的三分之二左右。
　　在汉森看来，由于石油的使用是分散的，人类很难从每辆交通工具的排放中捕捉二氧化碳，而煤炭的使用则相对集中，消除其排放的二氧化碳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如果人类还想要保持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气候形态，就必须进快设法消除来自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他补充说。
　　汉森建议，首先就应该禁止新建一切无法进行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的燃煤电厂。因为如果不能设定具体行动目标的话，设定任何减排的目标都是不现实的。
　　据悉，他已经给即将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G8峰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能够考虑这一建议。
　　不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此却并不乐观。“在各个国家，化石能源巨头拥有巨大的话语权，而大自然的话语权是很小的。”
　　“也许在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二氧化碳有任何减少的迹象，但是如果在你们年轻人的一生都看不到的话，人类就危险了。”汉森警告说。■
谁在制造伦理困境？ 萧瀚/文 《财经》杂志 总第214期　 [ 06-23 00:00 ]
外在环境越是恶劣，生存其间的人们，就越容易被置于非自力所致的伦理困境之中。一个相对人道的社会，必然会尽量减少乃至消除这样的外在环境

　　江苏农妇李道红，用安眠药亲手杀死20岁的脑瘫女儿；同在去年，成都姑娘婷婷用枕头捂杀熟睡中的精神病孪生妹妹涓涓；今年5月，武汉精神病人谢某被其哥哥与姐夫杀死后抛尸湖中。
　　这些案件让人莫名悲凉，为死者，也为无奈而杀人的生者——那些无奈而杀害亲人的生者更具悲剧性。
　　这三起案例有个共同特征，就是病人对家庭生活的长期拖累之后，家属不堪重负，以致弑亲毁己以求解脱。在统治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造成这些悲剧的真实原因，既不是病人，也不是病人的亲人，而是某些基本制度的阙如。
　　如果有健全的医疗保险制度，政府从每年的税入中全额支付每个人的医疗保险费用，那么这些悲剧的发生概率即使不是零，至多也不会超过10％——精神病人住在精神病院里，脑瘫病人住在医院里，亲人可以去探视，但绝不会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会不堪其累，杀之而求解吗？
　　当然，仅仅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要对付无底洞般的医疗费用，在目前中国可能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因此，除此之外，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救助，也十分重要。
　　在个人、家庭、社会、政府，这样一个关系链条中，个人处在最末端，而政府处在最上端。从税收的基本原理出发，税收的两大类——直接税和间接税，意味着每一个消费者都是纳税人，这些税负供养着政府的存在和活动。那么，作为政府，它在日常生活中所应该承担的基本职责和义务，就是保障每一个纳税人的基本生活，它至少要保证纳税人可以在不受他人额外牵累的状态中，基本人道地生活下去。
　　与此同时，由于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一直处于监控状态中。作为公民社会标志性组织的各类团体无法获得自由空间，本属于公民社会重要内容之一的慈善机构，无法很好地开展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从作为角度看待，还是从不该作为角度看待，政府都没有履行其相应的义务，没有承担其相应的责任。正是由于政府应当作为而没有作为——该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却没有很好地建立，应当不作为却作为——不应当干涉社会团体的自由活动却不肯放手而实行监控，才导致了个体公民的单子化生存。
　　如果说1949年以后的前30年时期，公民个人几乎被弃置于彻底的孤立状态里；那么，这后30年，公民个人所能得到的关怀仅仅是回归到家庭亲情之中，至于来自社会的关爱以及政府的服务，依然不多。
　　公民的这种单子化与准单子化生存状态下，倘若以上述三个案例作为分析对象，人们将很清楚地看到其所导致的多重伦理困境。
　　第一重最直观的伦理困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的。亲人患病，家人应当尽力救治与照顾，这是一般意义上爱的伦理义务。然而，每个人都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期望，符合人道地生存于世的权利。当一个人的病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折磨其家庭成员的时候，其家庭成员们符合人道生活的基本期待也就如空花泡影，除去障碍还是留下障碍？而其间发生伦理困局的当事人谁都没有错，这就是第一重伦理困境。
　　第二重伦理困境，是隐性地发生于家庭与社会之间。当一个家庭被某个亲人的极端病情折磨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时，社会组织一则缺乏足够的信息，从而无法提供相应的帮助；二则缺乏足够的自由去提供帮助；三则缺乏足够数量的组织全面帮助各个遭受各类生活障碍的家庭。尤其是第三个原因所导致的情况，将使得全社会的善心与善行不能得到有效释放，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地配置。于是，以病人及其家庭为一方，以社会为另一方，双方处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爱莫能助、爱莫受助的困境之中，而错依然不在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第三重伦理困境，则发生在政府与“罪犯”之间。当社会和政府都没有向本应当提供帮助的公民、纳税人提供帮助之后，受困于第一重伦理困境的家庭无计可施，从而以同归于尽的决绝，打破伦理困局，将自己置于罪犯的境地。此前从未出场过的政府，这时迫不及待地出现了，它宣布这个从伦理困境中突围的人是罪犯。如果仅仅从法律条文看待，这种宣布，在哪个国家都是名正言顺的，因为“罪犯”们确实侵犯了病人的生命权。但是，从国家伦理的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政府此前的缺席，才导致了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政府虽然不是直接凶手，但它是间接杀人犯。在病人痛苦的时候，以及病人的拖累使得其家庭成员心力交瘁的时候，政府从来没有代表过病人，从来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那么现在它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代表死去的病人追诉、惩罚杀人犯呢？这就是罪犯与政府之间发生的第三重伦理困境，这一困境的发生是因为政府不称职。
　　第四重伦理困境，发生在政府与罪犯以外的个人及社会之间。虽然相对于罪犯，政府需要很厚的脸皮，才能嗫嚅着说：“你是罪犯，你应当受惩罚。”但是，如果政府不这么做，也许会导致大量借此为名的犯罪。政府不但承担着提供社会保障的义务，也承担着保障社会安全的义务。于政府自身而言，由于自己的错误作为与不作为，将自己逼进一个伦理死胡同。于是，这就出现了第四重伦理困境，惩罚还是不惩罚罪犯，这是个问题！
　　从政治哲学以及法理含义上，作为现代国家的功能体现者，政府存在的最主要理由就是，当个体公民凭己力以及一般的社会能力，无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严重生活障碍时，政府有义务解决。如果政府不能解决，那么，当个体公民为此而毁灭了自己的生活时，责任该落在政府头上，而不是个体公民头上。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条明显的规律：外在环境越是恶劣，生存其间的人们，就越容易被置于非自力所致的伦理困境之中。一个相对人道的社会，必然会尽量减少乃至消除这样的外在环境。
　　上述三个案例所示伦理困境下的悲剧，在这转型过程中，不会是最后的悲剧，但它们已给这个社会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也许每个人都该思考，如何减少这样的悲剧。毫无疑问，最该反思的是政府。■
作者为本刊法律部首席法律顾问
“弑亲”悲剧一再上演
　　2008年6月10日，江苏铜山县47岁的农村妇女李道红在北京海淀法院出庭受审，她被控故意杀人，而受害者是其20岁的女儿。
　　李的女儿出生后就患有重度脑瘫症，20年来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只会用哭闹来与人交流，家人多年来四处寻医看病，得到的都是“治不好”的诊断，精神和经济上都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重压。
　　2007年1月18日，李道红与丈夫张明为给女儿治病赴京求医，当晚11点才找到一个便宜合适的住处。第二天晚上，丈夫外出买饭时，李道红独自面对女儿，做出了一个决定，把200余片安眠药喂进女儿的嘴里。之后，李道红将枕巾、被子覆盖在熟睡的女儿的脸上，结束了她20岁的生命。
　　2007年6月29日，李道红被刑拘；同年8月4日被逮捕；11月19日被提起公诉。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诉称，李道红“临时起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经触犯刑法，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李道红的亲友均为她求情。法庭门口，李道红的丈夫张明嚎啕大哭，甚至下跪希望法官能从轻处理。李道红的大女儿写给法官一封求情信，细数母亲多年来对妹妹含辛茹苦的照料，以及多年来经历的苦难。
　　庭审时，47岁的李道红满头白发，看上去远比其实际年龄苍老。她对检方的指控没有异议，也没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只辩白道：“我只是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谁会来照顾她。”
　　检察官在庭审中指出，经司法鉴定，李道红患有神经障碍，作案时处于发病期，但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鉴于李道红尽心尽力照顾被害人多年，并且作案目的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女儿痛苦，建议法院从轻处理。
　　类似的案例今年年初也曾在四川成都发生。19岁的婷婷在精神病院的病房中用枕头捂死了自己的孪生妹妹涓涓。这对孪生姐妹原本感情深厚。2001年，妹妹因为患脑膜炎，高烧昏迷十多天后留下后遗症，间歇性精神失常，经常无端打人、砸东西，甚至多次有危及亲人的伤害举动。为治病，全家耗尽积蓄，变卖房子，还欠下大笔外债，一家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不堪重负。
　　去年8月，妹妹被送到彭州市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姐姐前往照顾。在住院十多天后的一个凌晨，姐姐用枕头捂死妹妹后，打报警电话自首。事发之后，曾有几百邻居联名写信为婷婷求情。警方经鉴定认为婷婷由于不堪妹妹带来的生活和精神压力，已出现了抑郁综合症的表现，其杀人行为与其所患抑郁综合症有一定关系，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婷婷被控故意杀人罪。今年2月，成都彭州法院一审判处其缓刑。但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判决“量刑畸轻”，提起抗诉。检方认为，不能因为涓涓是精神病患者，就漠视其生命权，检方担心此案会给类似情况的家庭带来负面效应。目前该案还在二审过程中。
　　一个月前，在湖北武汉，又一起类似案件发生。5月18日，武汉市江夏区一名精神病患者谢某被其哥哥和姐夫害死。谢某时常殴打母亲及邻居，并多次放火烧房，使其家人深受其害，被当地人称做“武疯子”。死前一天，谢某再次放火将哥哥的房子烧毁。“忍无可忍”的哥哥和姐夫联合，用绳子将其勒死，全身塞满石头后沉入湖中。
　　因不堪精神和经济之重压而将病患的亲人推向死亡，类似的案例近年来常常见诸媒体，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认为“情有可原”，有人则认为“人命关天”，必须究责。法律与情理纠葛，司法如何应对面临考验，而社会如何应对此类情况，更需深远考虑。■
本刊记者 秦旭东/文
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 新闻动态 　 [ 06-29 12:41 ]
　　据新华网6月29日消息，贵州省瓮安县城28日下午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
　　据当地警方介绍，28日下午，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立即指示要求尽快妥善处置。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迅速赶至事发现场，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处置和平息事件。至29日凌晨2时，围观人员缓慢散去，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瓮安县城秩序目前已基本恢复正常。
官方媒体发了一篇报道“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照理是非常不起眼的事。瓮安，什么地方，听都没听说过。
　　却不料，这个不起眼的新闻，有那么多的跟贴，调子竟然与官方媒体不一样。在跟贴中，我们读到了激愤的民意。
　　难道这又是一起“华南虎事件”？难道是当地政府利用掌握媒体的优势，先发制人？我不知道，但我提请中央彻查此事。
　　细读官方的报道，还是有不少疑点的：“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请问，“一些人”指的是“哪些人”？在中国，老百姓大多数是“顺民”，凭“一些人”怎么能煽起来？是这些人有大本事，还是政府确实做了“不轨之事”？
　　上万人打砸烧事件，这个关键词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难道贵州人都是刁民？有没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利用我们国家的宣传政策，一旦把这个事上升为打砸烧事件，宣传部门就可以干预，不让这个事情在媒体上出现，达到封杀的目的？
　　自古以来，多数是官逼民反，所谓刁民，也只是官府的说法。
　　幸好，瓮安县级别还很低，即便贵州省，中央也能搞得定。
　　请中央彻查此事，让我们以四海清平的中国，来迎接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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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署“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 《财经》记者 陈中小路 《财经网》 　 [ 06-30 21:04 ]
要求全力推进群众信访问题，尤其“事要解决”，要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财经网》专稿 / 记者 陈中小路】6月28日下午，中央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召开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
　　据《财经》记者了解，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这一联席会议的主要成员单位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家信访局等28个部门和单位。其主要职责是：了解、掌握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的情况和动态；针对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提出对策建议；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处理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督促检查有关部门和地方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各项措施的落实。
　　此次6月28日的会议，对全国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和中央国家机关在奥运会期间组织干部下访工作等进行了部署，要求全力推进群众信访问题，尤其“事要解决”，要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根据会议要求，全国各县（市、区）委书记，要在7月至年底展开“大接访”活动。各省相关工作负责人均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对各省相关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该次会议后，贵州省随即召开了全省部署“县委书记大接访”电视电话会议，省委副书记、省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富玉就贯彻落实好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开展好贵州省的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和做好奥运会期间的全省信访维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王富玉表示，县在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国家的很多政策和措施都要靠县一级去落实，基层存在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都要靠县一级去处理。预防和解决信访问题，基层是重点，县级是关键。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由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亲自出面接访，直接与群众接谈，能够畅通和拓展民意表达渠道，倾听到各方面的声音，使群众的诉求能够顺畅表达、问题能够及时解决、情绪能够有效疏导。每个县(市、区)都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由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在公开场合，面对面接待上访群众，亲自带头处理信访问题，下决心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实现贵州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也就在6月28日下午会议召开的同时，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了数万群众围攻县委县政府以及县公安局的打砸烧事件，起因是群众不服当地公安局对一女生意外死亡的鉴定结论。上述会议召开之后不久，王富玉作为贵州省委处置瓮安“6·28”事件工作组主要领导之一，赶往瓮安进行处理。贵州官方称目前事态已经得到了控制。
　　据《贵州日报》报道，瓮安事件已经引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注。■
官方通报贵州瓮安事件过程 《财经》记者 罗昌平 《财经网》 　 [ 07-01 22:30 ]

7月1日下午，瓮安县公安局大楼被焚烧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贵州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死者为跳河自杀，并称在7月1日晚死者尸体解冻后，由省、州、县公检法部门法医联合进行复检

　　【《财经网》专稿/记者 罗昌平】7月1日下午15时许，贵州省瓮安县公安局一楼大厅，消防官兵正用高压水枪冲洗发黑的墙壁与地面。大楼正前方的玻璃，几无完体。街道两侧挤满了军用卡车与警车，以及手持挡盾的武警。
　　距此六公里外的县城西门河大堰桥边，当地女中学生李树芬的遗体仍放在一具冰棺内。一个用简易帆布搭建的帐篷，以及一根临时接通的电线，已使这名年仅16岁的死者之遗体保存至第十天。沿河两岸仍有200多名百姓围观。
　　邻近此处的瓮安县城关第三小学旁，包括李树芬父亲李秀华在内的近十名家属，被瓮安县“6·28”事件应急指挥部工作人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正就死者的安葬等问题进行协调。
　　此前三日，即6月28日，瓮安县公安局、县委办公大楼、县政府办公大楼等遭遇群体性的冲击，起因正是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
死者7月1日晚再次尸检
　　李树芬，女，汉族，1991年7月26日生，家住瓮安县玉华乡雷文村泥坪组，系瓮安三中初二年级学生。
　　根据《财经》记者获得的瓮安县“6·28”事件应急指挥部通报称，6月28日下午4时左右，瓮安县城发生了约200人打、砸、烧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公安机关大楼、上万群众围观的严重群体性突发事件。
　　该通报称，这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由是对女学生李树芬死因的争议。通报显示：2008年6月22日凌晨，女学生李树芬在县城西门河大堰桥死亡后，“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李树芬系自己跳河溺水死亡，并将调查处理意见及时告诉并书面通知死者家属。但死者家属不服，认为有奸杀的可能，要求进行尸检鉴定。”
　　官方通报表示，鉴于家属对死因存在异议，“瓮安县公安局经报贵州省黔南州公安局同意后，州公安局及时派出法医到瓮安进行尸检。”并且，“尸检时，死者的母亲、姨娘、外婆等五位亲属都在现场。经检测，也确认为自己溺水死亡，排除奸杀的可能。”
　　通报称，死者家属在此次尸检之后，“拒不安葬死者。”
　　死者的哥哥李树勇（1989年12月9日生，瓮安县第二中学高三毕业生）告诉《财经》记者，李树芬死亡前的6月21日，她的同班同学王某自早晨至晚间一直约她外出玩。由于白天要做功课、洗衣服，李树芬于当晚20时许离家去找王某。当晚22时许，王某电话通知李树勇，李树芬当晚将留宿她家。至次日零时，李树勇再次接到王某电话，对方称李树芬已跳河。家属赶至并打捞起李树芬后，发现其已死亡。
　　7月1日晚7时40分，贵州省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了李树芬死亡时在场三人的身份，称三人都是农家子弟，没有特殊背景。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有传闻说，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另两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还有传闻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请问是这样的吗？”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毅表示：“经我们了解，县委书记王勤不是瓮安本地人，夫妇二人在瓮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经公安机关调查，事发时与死者一起玩耍的陈某、刘某、王某，三人父母均在农村务农，因此上述说法不存在。”
　　另针对有传闻说李树芬的叔叔在与公安人员的争执中被打死一事，瓮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周国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李的叔叔（李秀忠）就李树芬死亡事件从派出所调查出来后，教育局办公室通知其协助做工作，之后，在保险公司门口被打，目前公安局已成立专案组，案件正在调查中。
　　贵州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经反复向死者家属耐心细致的解释，其所有家属同意安葬，但要求下葬前再做一次尸体检验。现已决定，在7月1日晚尸体解冻后，由省、州、县公检法部门法医联合进行复检。
　　王兴正表示：“我们一定会高度负责地做好检查鉴定，并及时通报鉴定结果。”
“6·28事件”经过
　　从瓮安县城驱车不出一刻钟，即可抵西门河大堰桥。西门河从瓮安县城一侧穿过，两侧均有水泥护栏。一位在河边钓鱼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通过钓竿测算，河道最深处可达三米。而案发现场的大堰桥，靠岸一侧约一米，中央可达两米。
　　李树芬的遗体截至《财经》记者发稿仍停放在桥墩一侧。遗体保存于一具冰棺之内，通过简易线路连结电力，前上方则是用帆布临时搭建的帐篷。在冰棺四周，挤满了从瓮安县城及各乡镇赶来围观的群众。沿河两岸，偶有身穿制服的警察出入。
　　就在“6·28”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小时，瓮安县公安局向李树芬家属发送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这份盖有瓮安县公安局公章的函件称，“经查：李树芬系于2008年6月22日凌晨零时12分许在瓮安县西门河大堰桥处自己跳河溺水死亡。现已对李树芬尸体作检验鉴定，死因已查明，李树芬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条之规定，再次通知你于2008年6月28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此份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交死者家属，一份附卷。不过，《财经》记者获知，死者家属一直拒绝在通知书上签名。
　　正是在上述通知发出后的当天，即6月28日下午4时左右，死者家属组织了一些人拉着横幅，在街上游行一圈后到县政府上访。
　　按照贵州官方的通报，“由于当日正是周六，街上人较多，部分群众尾随队伍前行，人越来越多。16时30分许，游行人员到县公安局办公楼前聚集。公安民警拉起警戒线并开展劝说工作，但站在前排的人员情绪激动，在少数人的煽动下，一些不法分子用矿泉水瓶、泥块、砖头袭击民警，并冲破民警在公安局一楼大厅组成的人墙，打砸办公设备、烧毁车辆，并围攻前来处置的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抢夺消防龙头，剪断消防水带，消防人员被迫撤离。20时许，不法分子对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大楼进行打、砸、抢、烧，一度冲击邻近的县看守所，整个过程持续近7小时。”
　　贵州官方称：“ ‘6·28’事件，共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全部直接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共造成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大部分均为轻微伤。整个事件处置中，没有任何人员死亡。”
死者家属与政府代表展开协调
　　《财经》记者在瓮安县城所视，“6·28”事件发生现场，仍可见石块、砖头和碎玻璃渣。被焚烧并掀翻的车辆已被清理，但行政大楼被烧之印迹清晰可辨。
　　据悉，事件发生后已引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公安部部长孟建柱都做出批示。随后，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成立处置瓮安“6·28”事件工作组，下设劝说疏导组、事件调查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交通管控组、善后保障组、医疗救护组、善后建设组等九个应急工作组。
　　7月1日，《财经》记者赶至死者家属租住的地址，包括李树芬父亲在内的近十名死者家属，被工作组善后保障组成员围得水泄不通。一位现场的官员告诉《财经》记者，死者家属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