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已引起国际上一系列纷争。目前，国际上已有大量评论。但它深层次的背景究竟如何？笔者在2000年出版的“动荡的世界——中国外交官眼中的世界热点”一书的开篇中曾有一段论述，现重新发表，供读者和网友参考(见仿宋字体段) ：

美国三大错误战略部署
    霸权主义和错误的战略思想，必然导致错误的战略部署和安排，从而引发新的矛盾和斗争，成为世界新的动乱根源。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至少犯了三个重大战略性错误。

1、 用“经济全球化”大力推行“全球经济一体化”。

    这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但后者不同。它并非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也应该避免。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当今条件下，实际上说的是“美国化”，即按照美国模式实现绝对的自由市场经济；淡化和压低国家主权，向主权平等和不可侵犯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严重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强调“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迫不急待地在全球推行以它为主导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鼓吹金融自由化，以谋求美国资本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它的安全责任规范界定为：在全球范围内确保解决涉及跨国资本利益的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自由使用他国资源，自由进入他国市场，消除阻止美国资本流动和再生产的一切障碍。这一安全责任范围界定把美国的图谋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在世界贸易组织，在亚太经合组织，在各种国际经贸会议上，以及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美国代表都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并且自以为得计，津津乐道，公开宣称美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暴发，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美国这一安全战略造成的恶果。

    如前所述，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确实是个“赢家”，但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却是个“输家”。人们从此对美国模式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普遍有了质疑，并开始了大反思。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国际组织和有识之士，包括金融界和某些政府领导人，开始承认资本流动绝对自由化的弊端与危害。

    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在他写的《亚洲危机与美国的世界战略》一文中指出，亚洲经济危机的真正“犯人”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美国的世界战略。亚洲一家报纸最近也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这场危机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价值需要重新检讨与反思；资本主义并不完美，自由化与全球化也绝非无条件的真理。

    这一切都是对冷战后两大课题之一的“发展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美国在这方面战略性错误的一个明证。

2、强行北约“双扩战略”。

    苏联解体和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北约本已失去存在的依据。更何况，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上向往美国社会制度，经济上崇尚美国模式，军事上也步步收敛，同美国签订了大量削减和销毁战略核武器等条约，丝毫没有要与美国抗争的意图。相反，俄罗斯宁愿作一个伙伴，即使次一等也不在乎。然而，美国仍是不放心，仍是不依不饶，继续步步进逼，挤占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虽然也不断给俄罗斯灌一些迷魂汤，给一些甜头，但执意要推行北约“双扩战略”。

     一是北约性质的转变和职能的扩大。

    北约1949年成立时，采取的是“地区性遏制战略”。1954年改为“大规模报复战略”。1967年又改为“灵活反应战略”。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防御性质”。冷战结束后，1991年11月，北约罗马首脑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由“集体防御”转为“维护共同利益”，即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干预，转向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今年4月北约成立五十周年时炮制的“北约战略新概念”，进一步发展了罗马会议的决定，并使之系统化，把北约的管辖范围扩大到成员国以外的地区(据说是从波罗的海、乌克兰一直到北非、中东和印度洋)，职能界定为“主动干预和防御性进攻”，而且不一定要经过联合国。这实际上就是把一个防御性组织变成了进攻性和侵略性组织。北约成了大半个世界的警察，美国则是这个警察部队的警官。

    二是北约组织成员方面的东扩。

    在这方面美国有一个大三部曲和一个小三部曲。

    大三部曲的第一乐章是消化前苏联东欧华沙条约国家，把边界向俄罗斯推进700—1000公里。这是俄罗斯的正面。这一乐章现已完成。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已于今年四月成为北约成员，其它国家，如罗马尼亚等正在创造条件加入，其最终加入只是个时间问题。

     第二乐章是解决东扩的南翼——南斯拉夫这个障碍。美国十分清楚，这个当年敢于对斯大林说“不”的国家，现在也敢于对美国和北约说“不”。这是一块硬骨头，不好啃。因此，美国还有一个专门对付南斯拉夫的“小三部曲”。

    这个“小三部曲”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前南联邦六个共和国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早巳在美国和北约的支持下独立。通过波黑战争，美国和北约又完成了第二部分，帮助马其顿和波黑脱离了南联邦。尽管在这两部曲中塞尔维亚民族十多万人遭到有关国家的种族清洗，海牙战争罪行法庭的调查断定这场战争“残酷野蛮，肆意杀人”，有关国家犯有战争罪行。美国《时代》周刊也认为，“这是整个巴尔干战争中最大的一次种族清洗”；但美国“没有遣责，没有抗议，没有制裁，也没有轰炸”，相反却“悄悄地鼓励它”。可见，美国出于战略大局的需要，是不管它人道不人道的。

    现在美国利用科索沃问题，绕开联合国，对南斯拉夫大开杀戒，狂轰滥炸，是这个小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分，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支解南斯拉夫并使之臣服，以便完成它“壮丽的第三乐章”。

     美国大三部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是消化和纳入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从波罗的海经乌克兰等古阿姆联盟国家，直至中亚五国。这一乐章的序篇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些国家有的已要求加入北约，有的已同北约签订了和平伙伴计划，有的正在要求脱离独联体。美国正在对这些国家加紧渗透，并同一些国家签订了双边防御合作计划，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可以预见，这将是一部更加激烈和不动听的悲惨交响乐。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北约“双扩战略”已经或正在得手。但如果我们看得深一些，远一些，便不难发现，美国“辉煌战果”之下已埋下了动乱和失败的种子，它正在招来的是“祸”，不是“福”。

    科索沃问题充分暴露了美国的虚弱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还要厉害千百倍的军事优势，对一个小小的南斯拉夫狂轰滥炸了两、三个月，也未能使之真正臣服，最后还是要回到联合国安理会。照此下去，美国如何能实现它独霸世界的野心?一个科索沃已把它搞得如此狼狈，中东还有个伊拉克，再加上美国的眼睛紧紧盯着伊朗、古巴、朝鲜……它“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能按得过来吗?

     科索沃问题也充分暴露了美国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虚伪性。

     欧洲和美国自己的媒体有不少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宣称，文明世界不能容忍种族清洗和滥杀无辜，但对海地政府大肆屠杀反政府人士，对土耳其政府大规模镇压库尔德人，对五十万无辜者在卢旺达那场冲突中被杀害，美国都“无动于衷”，“根本不加制止”，事实上“似乎更倾向于掩盖正在发生的恐布行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从事这一肮脏和罪恶行为的是美国扶植的政权或符合美国口味的领导人。正像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对加勒比某位独裁者的评论：也许他是个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美国）的狗娘养的。罗斯福说得十分露骨，美国为了一己私利，就是要实行双重标准，什么人道不人道全是个幌子。

     实际上，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既输了理，也丢了人。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北约“双扩战略”和科索沃问题，美国把俄罗斯这个本来可以成为合作伙伴、甚至朋友的大国，正在推向对立面，正在变成可能的敌手。如果说，1998年俄罗斯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使俄罗斯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对“美国模式”的幻想开始破灭的话，北约“双扩战略”，特别是科索沃问题则使俄罗斯在政治上对美国的幻想开始破灭，并且大大警觉起来。据报道，不久前叶利钦总统亲自主持了国家安全会议，并签署了发展“非战略核武器”命令。俄罗斯国防预算将从原来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增加到3．5％。为了与北约抗衡，俄罗斯计划生产一万枚微型和超微型原子弹。

     这一切，对美国来说难道是“福音”吗?

     显然不是。

     三是在亚太地区推行“西进”政策，炮制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

    这个“新指针”同原来的大不一样。

    第一，它“防卫合作”的范围已扩大到“周边地区”。美日两国政府对“周边地区”的界定讳莫如深，采取“模糊政策”。既不说包括台湾，也不说不包括台湾，只是说指的是“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等等。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是冲着朝鲜半岛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来的，也是冲着中国来的。
第二，“新指针”相关法案中关于“周边事态”也有一个解释。日本高村外相今年二月在日本众院外委会上明确表示，“周边事态”范围不仅包括日本周边的海域，也包括其它国家发生的内战和政变等引起的“事态”。这实际上改变了日美防卫的性质，使之“北约化”，它像北约一样，也可以先发制人，具有主动干预性和进攻性。

    关于TMD，与其说它是为了“防卫”，不如说是为了“进攻”，是一种对周边国家的“威慑”。它的挑衅性和危害性是很大的。

   现在不仅美日要搞TMD，它们还想把韩国和台湾也纳入进去。果其如此，日美防卫将扩大化，美台关系将超越当年美蒋条约(中美建交时废除美蒋条约是中国三大条件之一)，由双边联防变成多边联防，台独势力将更加猖狂，亚太地区将无宁日。中国对此决不会坐视，中美关系就可能大倒退。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中国人很不理解的。在这样情况下，中国如何能有安全感?中国能不高度警惕并有所准备吗?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同样情况下，美国能有安全感吗?

    纵观中美关系史，可谓是一部爱恨交加的历史。中国没有作过什么对不起美国的事。中国对美国每次强烈的抗争，都是当问题硬逼到了自己的头上，或战火烧到了家门口，不得已而为之。

    新中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中美关系。除了必要的斗争外，总是设法努力“增进了解，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充分反映和代表了中国人民善良的愿望。这种愿望很多美国朋友也是有的。美国政治分析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曾再三强调，相信冲突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就是冲突的根源，“我们现在若是把中国当成敌人，我们可能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

　　我很欣赏他这一观点，但我觉得这还不够。在一次私下交谈中我对他说，如果美国现在就设定中国是它的对手或潜在敌人，美国仍然要为自己树立一个可能的敌人。只有把中国如实地当作伙伴，至少是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国才能真正避免制造一个敌人而交一个朋友。奈说，他可以同意我的观点。事实上，克林顿总统自己也说过不少类似的话，而且也主张要同中国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同美国在这一地区推行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战略和TMD形成很大的反差和矛盾。对此，人们需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也许——但愿如此，这正是美国国内两种势力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