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男性运动的萌芽
  
(选自方刚著<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欢迎邮购fanggang@vip.sohu.com)
男性运动与男性研究在中国大陆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对于建立两性和谐的社会而言，已显必要而且紧迫。

一，起步：艰难而稳健
１９９４年，社会学者吴宗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开通“男性解放特别节目”，虽然只有六天，却是中国大陆媒体中已知最早的讨论男性反思父权文化的节目。吴宗健亦在媒体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男性解放”一词在中国大陆出现。
１９９７年1月7日内地著名报纸《文汇报》发表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啊，上海男人》，对她在上海观察到的男子气质大加赞赏：“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但此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大丈夫”，并不如作者所言那样。反映了国人对男性解放、新好男人、两性关系及家务劳动等诸问题理解中的误区。
１９９８年，美国女性主义名著《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中文版在北京举办首发与研讨会。会议期间，“北京男性健康促进小组”同时被促成，但小组只进行了一次活动便夭折了。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方刚先后在《女性月刊》、《跨世纪》、《健康人》等月刊开设“男人解放”专栏，集中讨论男性解放。１９９９年，方刚出版《男人解放》一书，中央电视台妇女节目“半边天”做了专访，引起一定社会关注。
２００２年，原本在台湾推广“男性关怀”的社会活动家蓝怀恩女士移居上海，其后成功地利用媒体，积极推广“男性关怀”理念。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男性志愿小组正式宣告成立，向社会发布倡议书，可惜这一“白丝带”小组此后未再有活动。
“北京男性健康促进小组”与“白丝带”小组的夭折，依笔者看来，均是因为这两个小组的成立并非源于男性参与者自身的诉求，而是在女性主义者推动下的产物。男性对推动社会性别运动缺少强烈的参与意识，其行动自然缺少持续的动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是在同期，中国大陆的同性恋亚文化建设十分活跃，２００２年同性恋亦被从中国精神疾病鉴定标准中去除。男同性恋者一直被认为是违反主流支配性男性气概的，同性恋亚文化的建设从一个侧面对改变公众关于男性的刻板印象做出贡献。
２００５年３月，“男性解放学术沙龙”成立，来自学术界、传媒界的人士，以及高校学子数百人次先后参与了沙龙的各种活动。成立后的一年间，沙龙先后就“家庭中的性别政治”、“异性冲突中的性别问题”、“我喜欢／反感的异性”等主题组织工作坊，参与者在讨论与交流中反思自身社会性别意识；沙龙多次组织报告会，利用大众传媒向社会公众传达男性解放的主张；……沙龙将矛头指向父权文化对男人和女人的双重伤害上，而非只是关注男人自己的利益，他们认为男性解放与女性争取平等权益的努力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位沙龙男性成员还对北京某商业区的男女公厕空间设置中的性别歧视进行了调查。
２００６年６月，男性解放学术沙龙集体创作的《男人要解放》一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男性研究系列”中的第一本。这本书中主要内容为沙龙成员的“自我成长报告”以及社会各界对男性解放的反应。

二，不可回避：与女性主义的关系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男性解放”最早在中国大陆被提及之际，便受到许多反弹。其中，来自女性主义学界的批评格外引人注目，如内地非常有影响的报纸《中国青年报》便发表过一篇犀利的文章，题为《“男性解放”是伪命题》。（吕频，２００５）但因为当时宣传男性研究与运动的声音本身就非常薄弱，所以，并未展开充分的讨论。
“男性解放学术沙龙”成立之后，媒体报道很多，各种质疑的声音也非常强大。
反对男性解放的女性主义者的主要观点如：在女性仍受父权压迫的今天，谈论男性解放为时过早；男性解放是男性的一种自怜，男性根本没有受到压迫；鼓吹男性解放，使男人在占尽社会优势的同时，又放弃责任；男性解放呼吁对男性的关怀，而关怀是一种社会资源，应该给处于弱势的人群，而非处于强势地位的男人；针对男性研究与运动人士提出父权伤害女人的同时也伤害男人的观点，有女性主义者质问：男人到底是父权文化的受害者，还是既得利益者？等等。
其实，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正如女性主义学者荣维毅所言，“男性个体的解放如何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机制的改造联系起来”，是“女性主义者的顾虑与担心的根本所在”。“在倾诉男权文化对自身压抑的同时仍然享受着制度性的男性特权，那么，这种‘男解’受质疑不可避免。”（荣维毅，２００５）
方刚在《男性运动与女性主义：反父权文化的同盟者》一文中，总结了针对男性研究与运动的“八大质疑”，逐一做出回应。他强调男性研究与运动的思想来源于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反父权的努力是一致的；父权文化表面赐予男人特权，实际上在剥夺着男人作为完整的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父权文化对男性的压迫因为深藏，所以长期被忽视；男性在这种父权压制下也是受害者和弱者，男性解放不是让男人放弃社会责任，而是拒绝文化压迫；……他提出，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目标直到今天仍然远未实现，没有唤醒男性参与，是关键症结。所以，不存在应该孰先孰后的问题，男性解放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男女平等。
方刚还提出“男性觉悟”与“男性觉悟的二重性”这两个概念。
所谓男性觉悟，是男性自觉地认识到父权文化的存在伤害着女性和男性。“男性觉悟的二重性”则强调成熟的男性觉悟应该包括两个属性：
１，男性觉悟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女性的伤害，进而帮助女性获得平等自由的生存空间；
２，男性觉悟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男性的伤害，进而行动起来反抗这些伤害，促进男性自身的全面发展。
在男性觉悟的过程中，二者缺一不可。只觉悟到父权文化对女人的伤害，便无法从男性的视角提供反对父权的动力；只觉悟到父权对男性的伤害，就无法真正认识到父权文化的本质，意识到女性是更深的受害者，从而难以同女性携手反对父权，更难以建立两性和谐。（方刚，２００５：３－２２）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女性主义学者荒林主持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沙龙邀请男性解放学术沙龙共同举办座谈会，讨论二者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江上幸子亦应邀在会上介绍了日本的男性研究情况。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由女性主义者和男性运动与研究者在北京共同召开了“男性与性别平等：多元对话与研讨”会，有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的５０多名学者与会，这是三地第一次以男性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从男性与女性主义、男性气概、男性与性少数人群等角度进行深入研讨，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
２００７年６月，中国大陆女性研究最著名的学府中华女子学院请方刚去进行了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的专题演讲。同年７月“性别平等与少数民族女性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会议征文中设“男性解放与女性主义”专题，此为中国大陆女性学会议中第一次增设男性研究专题。方刚的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主张受到许多与会女性学者的积极肯定与支持。正是在交流中，男性研究与女性主义走向溶合。

三，焦点之争：该不该设男人节
在中国大陆围绕男性解放的争论中，是否应该设立男人节是焦点话题。论争背后的核心实际上是基于对男性研究与运动、以及追求性别平等道路的不同理解。
男人节设想由来已及。１９９６年，一家花店老板便倡议设“男人节”，但这个“男人节”的定义中没有含入社会性别反思；方刚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男人解放》中也提议定每年三月九日为男人节，意为与女人携手共进反父权，而比妇女节晚一天表示对男人欺压女人历史的悔过；（方刚，１９９９：１０６－１１０）
２０００年，蓝怀恩呼吁定每年８月３日为
“男士节”，强调男性综合疾病问诊率较女性低、男性自杀身亡人口数多、男性职业意外伤害率较高等等，从而突显“男性关怀”[1]。但蓝怀恩的
“男性关怀”理念，较不注重对父权文化与体制的反思。
２００３年，中国著名媒体《时尚健康》 (Men’s
Health)的主编瘦马也提出设立男人节的倡议，并依托传媒优势，迅速推广这一概念。通过新浪网的网友投票，将男人节的日期选定在８月３日。当年开始，《时尚》集团每年均举办大规模“申办”晚会。２００５年，响应《时尚》集团的号召，有５０多家企业决定在八月三日给男性员工放假一天，瘦马称之为“第一个男人节”。
瘦马最初对男人节的解读，主要是“要在这个属于男人的日子里，寻找为男人减轻压力的方法，号召男人放松下来，做一天真实的自己，正视自己的身心健康。”（罗雪挥，２００５：４９）
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在这个男人节的构想中，只强调了给男人减压，可能进一步造成新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吕频对男人节的主张提出质疑，进而也质疑了男性解放运动。她指出：“要知道，男人们是用不着做‘新男人’，也可以支持‘男人节’的，因为，所有的男人都可以因这个节日而取得进一步的利益。在‘男人节’获得的迅速应和当中，张扬的到底是‘男性解放运动’，还是顽固的男性特权思想，我觉得恐怕很难分辨。”（吕频，２００５）
山东电视台收视率非常高的一档辩论节目“齐鲁开讲”，就是否应该设男人节进行了辩论直播。反对者提出，妇女节的设立是因为妇女长期受压迫，是争取权利的一个标志，而给利益既得者的男人设立节日，无疑有鼓吹父权之嫌。
在笔者看来，所有对男人节的反对，仍然基于对男性研究与运动不是反对父权体制，而是助长这一体制中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担心。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对这一节日意义与宗旨的表述。方刚因此提出“男人节”可以改称“男性觉悟日”，以强调前文所述“男性觉悟二重性”的理念。“男性觉悟日”活动中，应该宣讲两性平等，关怀弱势男性与女性；男人在那一天也应该放弃工作压力，多陪孩子玩，多承担家务，体验生活本身的快乐而不是职场竞争；等等。（方刚，２００５：１８－１９）
值得欣慰的是，关于男人节辩论的结果是，各家观点都趋向于对“男性觉悟二重性”的接受。此前关于男人节的表述中一直较少社会性别意识的瘦马，在论辩之后的一篇文章中也表述说：“……同时我们也更加坚定了‘男人节’的根本目的——寻求和谐的两性世界，反对‘有差别的平等’，消除女性作为‘他者’的概念。……在这一天，所有男性应以一种更为健康的心态去重新审视自身的权力与义务；在珍爱自身的同时，给予异性更多的关心、爱护；做一个有责任感的男性。”[2]蓝怀恩也提出：“不是对垒擂台，而是对等关怀”[3]。

四，未来：经验、困境与展望
推进中国大陆男性运动，阻力仍然很大。
首先，西方男性研究与运动的繁荣，是建立在女性主义繁荣的基础之上，而今日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思想在学术界与主流社会中的普及仍然远远不够。不仅公众对女性主义理念一知半解，在学术界仍然属于边缘，男性学者更少有人从事女性主义的研究。这些均使得男性运动缺少肥厚的、可以迅速“给养”的土壤。
其次，主流男性群体反思父权文化对自身压迫的意识与能力严重不足，行动更是缺失。虽然同性恋者在同性恋亚文化的建设中极大地挑战了父权文化，但是，同性恋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度仍然远不及西方国家。男性普遍对父权文化的压迫不自察，自然无法对父权文化挑出质疑。公众社会对男性研究与运动存在诸多误读，全面普及男性研究与运动的思想可能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第三，男性研究与运动的“天然盟友”女性主义者中，相当多的人仍然对男性研究与运动持怀疑、警惕、观望的态度，甚至有些人对男性参与社会性别平等建设都心存疑虑。这其实再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男性运动在美国初始阶段的情况。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男性研究与运动内部亦有不同的观点之争，像美国那样分裂为各种针锋相对的流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何整合资源，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共同前进，是摆在男性研究学者与社会活动家面前的共同问题。
针对这种局势，笔者认为，应该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男性研究与运动人士必须主动地、积极地与女性主义者进行沟通，二者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必须成为相互支持的力量。
其次，积极推动男性气概的学术研究，特别要强调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男性气概研究理论接轨，谋求在高等院校开设课程，推动学科建设，进而为男性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使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逐步进入学术界及主流社会的话语体系中。
第三，积极组建男性关怀组织，着力帮助男性中的弱势群体，如失去工作的男性、婚姻失败的男性、有残疾的男性、与孩子沟通遇阻的男性，等等。男性关怀，也应该包括对实施家庭暴力的男性的辅导，包括对同性恋、易装恋、易性恋等等这些违反主流男性气概的性少数人群的支持。应该有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来做这方面的事情。
第四，积极通过媒体向公众普及社会性别意识，逐步提高信息传播的质量。同时注意到传媒基于“抢眼球”的考虑，往往不能深入理解和传达男性觉悟反父权的精神实质，而更多停留在彰显“男人也可以哭”这类个人柔性表达上面，从而进一步造成公众社会的误读与质疑。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锲而不舍地继续宣扬我们的思想，相信会一点点改变传媒和公众的认识。

参考文献：
方刚，1999：《男人解放》，中国华侨出版社
方刚，2005：《男性运动与女性主义：反父权文化的同盟者》，载于《中国女性主义》２００５年秋冬季号，
吕频，2005：《不要急着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载于《中国妇女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
罗雪挥，2005：《八三男人节：给男人一个休憩的借口》，载于《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５年５月２日
荣维毅，2005：《性别平等中的男性责任》，载于《中国妇女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
　　　　　
[1]
http://www.male21.com/home/news-2-4.htm
[2]
瘦马，写在第一个“男人节”到来之际，私人文献，未发表
[3] http://www.male21.com/home/news-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