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唐山地震地动山摇，江河呜咽；32年后，汶川地震万民驰援，举国同哀。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破浪前行，大自然也用一次次暴虐的天灾设下考验。所幸，中国人民从未向天灾低头，中国屹立不倒。
　　突如其来的灾难，唤醒了民众心中“吾国吾民”的国民精神。中国逐步用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以人为本的精神在灾难中得以诠释。

　　伤城唐山
　　1976年7月28日凌晨，位于冀中平原的唐山市内。偶尔有几个窗口透出昏黄的灯光，城市正在安然熟睡。
　　而在唐山脚下的地壳深处，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酝酿。当天凌晨3时42分，以唐山路南区为震中，7.8级的地震猛然暴发。唐山上空惊雷激荡，大地上狂风呼啸，数十万房屋倒塌，被掩埋者不计其数。
　　地震波于瞬间扩散，整个中国的地面都在颤抖。
　　当天凌晨，全世界的地震台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力。片刻后，无数电波在天空中交织，打听着震中所在地。
　　然而，人们无法想象那时唐山的惨景。在唐山玉田县东八里铺村内，日后因屡次志愿救灾而感动中国的宋志勇，时年4岁。地震发生时，母亲抱着他从窗口跳出，母子俩站在院内惊魂难定。地震摧毁了村内三分之二的房屋，而在唐山城区，灾情更为严重。
　　作为河北省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地震之后，唐山城内几乎看不见一根直立的烟囱。灰色的烟尘笼罩着一片片废墟，废墟之内，呻吟声和呼救声撕人肺腑。桥梁被折断，街巷被踏平，唐山如同一名被击倒的巨人，创伤满体，奄奄一息。
　　拂晓的阳光亮起，却照不进烟尘笼罩的唐山。城中幸存的人们，表情呆滞，恍如梦游。在他们心中，迫切渴求着救援队伍的来临，来挽救被困的亲人。
　　事实上，在震后第一个黎明到来之际，北京尚不清楚震中所在地。因为当时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北京附近的几个地震台仪器被震翻倒地或者记录出格。无奈下，国家地震局采取了最原始的手段，派出四路人马，向四个方向出发，寻找震中所在。
　　在通县，地震工作者发现了倒塌的房屋，一度认为通县是震中，而头破血流的伤员告诉他们，“东边还厉害”。
　　在探索队开始寻觅震中之前，一辆红色的救护车已经从唐山出发，飞奔北京报信。车内坐有唐山矿前工会副主任李玉林等人。震后不到30分钟，李玉林等人便决定开车找电话告急。
　　落后的通讯条件和繁琐的通报步骤，让李玉林等人一次次失望。他们做出一个决定，直接开到中南海报告震情。
　　救护车呼啸着驶至新华门门前，李玉林光着上身，穿着裤衩跳下车。他满身泥泞，两手鲜血。
　　最后，李玉林等人被带进中南海紫光阁，见到中央领导后，李玉林第一句话便是“首长啊，唐山全平了”，随后泪如倾盆。
　　此时，唐山大地震已发生约5个小时。第一手消息传出后，救援工作才在匆忙中展开。而对大多数国人而言，他们对唐山的悲剧尚一无所知。
　　在那个沉寂的黑夜，有着百余万人口的唐山旧城，被从大地上抹去，化为历史中一个沉痛的坐标。

　　艰苦救援
　　地震之后，唐山人望眼欲穿地盼望着援军到来。
　　东八里铺村内，宋志勇的家人用油毡和木棍搭起了窝棚，窝棚外是简易灶台。一家人在窝棚中开始了震后生活。大约一天之后，村外出现了解放军的身影，老乡们迎接解放军，如同迎接亲人。
　　7月28日当天，在唐山周边地区的公路上，烟尘弥漫，马达轰鸣，解放军十万救灾部队，日夜兼程向唐山开进。这些战士并未携带专业救援设备，多肩扛铁锹，甚至赤手空拳。
　　彼时，中国封闭落后，并无救灾应急体制，也无“志愿者”的概念。救灾的主要力量，便是人民军队。地震发生24小时后，先头部队进入唐山，开始救援工作。
　　在地震专家苏幼坡的记忆中，当年救援工作主要是空手挖掘，处理尸体也只能简单掩埋。事实上，当年还是煤矿工人的苏幼坡，是自己从废墟中爬出，并于一天掩埋了11名亲友。
　　救援开始后，多数解放军战士用双手扒开碎石，搬动楼板，寻找幸存者。有的战士双手指甲脱落，血肉模糊。低效的救援模式，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因为筹措物资组织人力的匆忙，加之经济水平的落后，救灾物资在初期难以得到保障。宋志勇说，地震后初期，在天空中有飞机空投食品，大多是发面饼。发面饼外并无包装，落地时已沾满泥土。即便如此，村民们仍然拾饼充饥。
　　唐山地震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然而当时中国并无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捐款，各省市在中央调配下，以物资形式支援灾区。同时，因个人行为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去外地尚需开介绍信。想去灾区帮忙的人们，囊中羞涩且有心无力，只能焦急观望，等待救援的结果。
　　和艰苦的救援相对应的，是当时闭塞的环境。
　　唐山地震后第3天，日本宣布准备援助中国，并表示只要中国方面做好接受准备，就将发送药品、衣物等救灾物资。此外，美英等西方国家也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然而，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不接受外国任何援助。
　　1976年7月29日，震后第二天，新华社才发布了第一条关于地震的新闻，新闻仅有400余字，其中关于灾情仅称“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并无具体的数字统计。文中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
　　时任新华社记者的张广有在32年后接受采访时说，唐山地震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记者发稿有很多限制，只允许报道军民“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而不允许报道人民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房屋倒塌、财产损失等灾情。
　　《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回忆称，唐山地震救援现场不许随便拍照，现今流传于世的照片并非记者所摄，而是科学工作者考察时拍摄的，“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而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地震发生7年之后，外国记者才被允许到唐山采访。而在地震发生3年后，地震的死亡人数才被公布。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最终定格为24.2万多人。
　　在那个经济贫瘠的年代，依靠着军民奋战和唐山人的顽强精神，唐山在震后摇摆起身，踏上了重建之路。

　　抗洪战雪
　　震后唐山的残垣断壁上，用炭水刷的大标语：“活下来的拼命干，建设更美好的新唐山！”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唐山抓住改革的契机，新唐山的建设很快让世人惊叹。
　　此后十余年风云变幻，唐山地震的惨烈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然而，世纪之末，1998年的特大洪水，再一次唤醒了人们对灾难的记忆。
　　当年6月，全国暴雨肆虐，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开始吞噬人们美丽的家园。
　　南方，长江流域先后有8次洪峰从上游奔泻而下，连续60天超警戒水位，使万里江堤险象环生；在北方，嫩江、松花江发生了超历史记录的洪水，3次洪峰拍打着脆弱的堤岸。滚滚浊浪挟风裹雨，一时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和唐山大地震时相比，此时的中国已经历了2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早非昔日可比。洪水来临之际，国家启动应急机制，并在第一时间采取科学决策，几位国家领导人亲赴现场指挥军民，决战洪水。
　　当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为流行语，人民的国家意识开始觉醒。在各地的单位组织下，人们开始为灾区捐款。在唐山东八里铺村，刚刚开始做生意的宋志勇，通过村委会捐赠了100元。他说，唐山人最为感恩，虽然收入较低，但大家捐款踊跃。据统计，当年全国款物捐赠总额达6.4亿多元。
　　使这种全国同心的效果达到最大化的是当时的媒体报道。1998年7月，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城内，日后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刘畅，正和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们一起，追赶着洪峰的脚步。他说，“1998年的抗洪报道是全国媒体最倾情投入的一次”。
　　当时，齐齐哈尔已被泛滥的嫩江水近乎围成孤岛，惟一一条通往外界的高速公路，路两侧是用编织袋临时垒起的堤坝。路两边的水平面已高出路面1米多。
　　刘畅等人一路追逐着洪水，辗转黑龙江各地。他们当时希望，通过报道将险情第一时间告知公众。
　　刘畅称，在1998年抗洪之前，对待灾难的宣传口径是只许报救灾，不许报灾情。
　　在抗洪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拍下九江大堤决口的照片，并追踪采访。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独家披露了长江决口的灾情。当年年底，贺延光这条新闻获得了中国新闻特别奖。
　　1998年8月底，洪水退却，而98抗洪凝聚起来的国民精神并未散去。众志成城一词于10年后再一次频现报端。
　　2008年年初，南方省份突降大雪，铁路阻断，公路难行，大范围的停电让一些城市亮起了微弱的烛光。此时除夕将至，人们在忙于过节的同时，更为牵挂受灾的人们。
　　和以往抗灾不同的是，这一次在救灾中出现了志愿者的身影。宋志勇就是其中的一员。大年三十那天，这位唐山农民和12名同乡包了1辆面包车，千里奔赴湖南郴州，志愿援助灾区。
　　宋志勇说，他出发时连什么是志愿者都不知道，救灾只是出于“帮助受灾的人”一个简单想法。然而，在灾区帮忙10多天后，他心中却装满了责任感。
　　让宋志勇最难忘的是，他们驾车返回唐山时，经过湖南境内最北端的收费站，凌晨1点多，收费站的工作人员集体列队路旁，向他们的车行礼致敬。
　　宋志勇哭了，他觉得这一趟远行无比温暖和光荣。

　　驰援汶川
　　经历风雪洗礼之后，200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国人在体味改革沧桑巨变的同时，憧憬着奥运盛事的到来。
　　然而，一场未曾预料的灾难突然袭来。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时刻：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那一刻，川蜀的崇山峻岭突然扭动起伏，汶川北川一带发生8.0级强烈地震。秀美的阿坝州境内，屋倒墙倾，惨状犹超唐山当年。
　　地震波从汶川传遍中国，震中位置迅速被锁定。地震发生10余分钟后，新华社发出第一条快讯，28分钟后发出了第一张新闻图片。32分钟后，央视在新闻频道播出第一条新闻，此后又打破原有节目安排，推出专题直播。片刻之间，国人的目光开始聚焦汶川。
　　地震之后不到1小时，温家宝总理便乘机赶赴灾区。当天下午抵达成都后，便火速前往灾区。此时，各类救援队伍与大批媒体记者已开始奔向灾区。中国速度，让世界惊诧。
　　搜救队开动、专业医疗队开动、解放军抢险队伍开动……众多队伍的终点，只有一个，汶川！汶川！而此时已抵达汶川的众多媒体，开始报道地震灾情。
　　和当年唐山的禁令不同，外国记者在灾区的采访通行无阻，官员们面对采访并无回避和隐瞒。据透露，早在温家宝总理前往四川途中，在飞机上就已做出指示，地震报道要公开透明。
　　除媒体解禁外，各国救援队也被允许进入灾区。此举让西方媒体广为赞叹。《洛杉矶时报》称，四川发生强烈地震后，中国在救灾行动中的表现既现代又灵活，而且很开放。
　　刘畅说，1998年抗洪救灾时的宣传报道，类似于战争动员。而汶川地震时的人性化报道，激发了社会意识，也影响了社会情绪。正是汶川地震的宣传手段，点燃了人们的国民意识。
　　汶川地震后，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相聚汶川，加入志愿者大军。这些自发赶来救灾的人们，成为救援队伍有力支持。震后10天，参加救灾的志愿者已达百万。
　　5月12日下午5点，宋志勇打开电视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未及和出差在外的妻子商量，便决定立即前往灾区。他和同乡们说，“我先去打个前阵，你们随后到”。
　　当晚7点多，宋志勇打车出发。5月14日，几经辗转后，他到达四川，后又搭摩托车，并最终步行1小时，走进北川县城。这位驰援千里，打车费花了5000余元的唐山农民，见到灾区惨状后，痛哭失声。
　　两天之后，宋志勇的妻子才通过短信联系到不辞而别的丈夫。联络中并无埋怨，妻子只是告诉他，家里别担心，在灾区多救几个人。
　　宋志勇所带领的唐山志愿队伍最初有69人，然而灾区不断有陌生人加入跟随，队伍扩大到600多人。他说，每天都有陌生人打来电话，要求找他汇合，“如果每一个都同意，能有数千人”。
　　“以前以为国是国，家是家，但现在觉得国和家是不能分的，国好才能家好，爱国和好好工作都是最好的志愿精神。”宋志勇说，以后只要有地方需要他的志愿队伍，他义不容辞，“爱心会一直延续下去”。

　　吾国吾民
　　汶川救援的每一天，国人都被无数的故事感动着。其中最难忘记的，便是哀悼日。
　　刘畅说，在1998年抗洪之际，学者郭光东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国旗为谁而降》一文，呼吁应为98特大洪灾的死难者下半旗致哀。然而因种种原因该建议未能实现，成为遗憾。
　　汶川地震后，有学者撰文再提此事，称国旗应为遇难者而降，这是对死者的追悼，也是对生者的慰藉，更能体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敬重。
　　随着遇难者数字的跳动，民众对降旗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很快，这一呼声得到了回应。
　　5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公告称，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
　　有外电评论称，“中国政府设立全国哀悼日为普通国民致哀，体现了一种‘生命至上’和‘以民为本’的价值观，是复兴中的中国一个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2008年5月19日凌晨，天南海北的辽阔土地上，无数面国旗升到顶端，在短暂的定格后开始缓缓下降。观旗的人们满脸肃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爬上脸庞。吾国吾民，至此难分彼此。
　　在四川小坝镇，宋志勇从当地驻军处借到了小坝镇惟一一面国旗。国旗是从坍塌的办公室内取出来的。宋志勇找不到旗杆，只好用一根竹子代替。竹子旗杆无法完成降旗动作，宋志勇就带领唐山小分队的队员高唱国歌，国歌声几度哽咽，众多观者垂泪。
　　5月19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上，数万民众聚集于此。14时28分，一切喧嚣声突然消失，所有人默立垂首，汽笛声从四野响起，直刺苍穹。
　　共和国的史书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