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防震减灾法》，1998年3月1日首次正式施行。经历了汶川8级地震后，该法做了重大修订，今年5月1日起施行。一些鲜血换来的教训，已体现在新条文中，如“对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等。还有一个关键修改：“群测群防”又回来了。
　　群测群防，指群众参与的对地震的监测和预防。它出自文革时期，对防震减灾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在文革后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受到清理整顿。1976年，全国有群众地震测报点3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20万人，但到1980年，测报点降到到5千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2万人。四川省曾是地震群测群防大省，业余测报人员最高峰时有1.4万人，但到1985年已不足千人。1998年版的《防震减灾法》，只字未提“群测群防”。
　　对群测群防是有争议的，如同对地震预报有激烈争议一样。但是2008的浩劫，让人们不能不重新审视：在地震科学尚在艰苦攻坚的现实下，曾经有过实效的各种减灾方法，该不该一股脑扔掉？去年8月中国地震局开始的全面反思总结，显然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否则，新版《防震减灾法》不会有如此醒目的一句：“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地震群测群防活动，对地震进行监测和预防。”
　　我不认为，重提“群测群防”意味着防震减灾会退回文革年代。汶川地震后，群测群防终于被正名，然而更重要的是，它将重生。
　　30多年前的群测群防，源于普通老百姓（工人、农民、学校师生）饱受震灾之害的惨痛经历和他们参与防震抗震的热情，但在本质上是政府行为和群众运动，与指令经济和准军事化社会结构有关，宣传上亦有假、大、空之弊。当年的群测群防，如今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复制。在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迅速发育的今天，群测群防必有新的形式和内涵，“社会”和“个人”，是两个关键词。
　　国家鼓励、引导，却非大包大揽。关键是尊重热心减灾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人士，给他们发展空间。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和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的学术团体、科普组织。汶川地震前，他们做过许多有价值的监测工作。个人，既有离开体制的退休科学工作者，也有底层民众，可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群测群防志愿者”。唐山地震后的30多年间，许多人士一直在低劣的科研条件下，矢志不渝，苦苦探索地震预警问题。充分调动社会和个人的积极性，有益于科学探索的路径多元化，亦可使科学家们拥有更多信息源，触觉更锐敏。政府要做的，一是保护，二是搭桥——让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个人有效衔接。而社会资源（非公帑）如何支持他们，例如地震保险如何支持民间地震科研，也是全新的课题。
　　朱学勤教授有句名言：“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30年前清算文革时，我们许多人都沿袭了文革式的非黑即白思维。恨文革，则将产生在文革年代的事物一概唾弃；爱科学，则将现有科学知识看作不容置疑的东西顶礼膜拜，不明白科学本身需要证伪、人类还面对着广袤的未知领域（此病，不谙自然科学的文科知识分子尤甚）；而真正的科学精神，须尊重历史，直面现实。——这似乎是题外话，却是我在又见“群测群防”四字时，从内心油然涌出的。
（刊于2009年5月1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