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头虾
2007年11月2日，克格勃出身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已故乔治.科瓦尔博士授勋，授予他“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这是俄罗斯的最高荣誉。这项授勋表彰他成功地卧底十年，并打入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向苏联输送了关于原子弹制造的核心机密。普京的授勋词夸赞了科瓦尔博士对于前苏联原子弹制造事业的突出贡献： “科瓦尔是唯一一位成功渗透进入‘曼哈顿计划’秘密工厂的苏联情报人员，他的工作帮助苏联极大地加快了核弹的研制进度。”其实，这项授勋本身就已经显示了科瓦尔博士的特殊成就。只是不知何故，凤凰卫视１２日才有电视画面播出。

此前，美国已经证实了的前苏联原子弹间谍就有六人之多，其中，罗森堡夫妇还被判死刑。若连同英国破获的十余人，就更多了。然而，原子弹的设计机密远不如它的制造机密来得重要，那六位替前苏联窃取美国核机密的专家获取的都是设计机密，且他们都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而被克格勃“拉出去”的美国专家，只有科瓦尔博士，却是经由苏联陆军情报局严格训练而后“打进来”的间谍，若不是苏联报刊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夸赞了科瓦尔在苏联的“幸福家庭”，从而导致科瓦尔迅速功成身退潜逃返苏，美国方面丝毫不知他的间谍身份。这使FBI蒙羞，因此秘而不宣。

本帖不拟转述科瓦尔的传奇故事，只是想说当年我们的媒体吹嘘的“尖端技术”成就是如何神奇。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某某项目，英国用了多少年，美国用了多少年而我们只用多少年，以此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所以在同苏联翻脸之前，这个说法首先是恭维“老大哥”的，因为那时我们自己实在还拿不出可比成果来。及至有成果了，就说核武器这件事，我们就曾经宣传过爆炸原子弹之后制成氢弹，苏联用了４年、我们只用３年而美国则用了７年。且不说此说法隐去了美国总统一直压住不批准氢弹研制的报告，直至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才改变态度批准这件事。美国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日试爆成功第一颗氢弹。

再说原子弹。实际上，斯大林批准探讨试制原子弹的时间跟美国差不多。克格勃解密资料显示，英国军方给丘吉尔提议制造原子弹的绝密报告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就被间谍送到斯大林桌面上了，经此后若干情报特别是美国的情报证实，贝利亚１９４２年奉命建立特别军事技术侦察部，专门窃取美国的核技术情报，这些情报总数超过３００份。１９４３年初，斯大林亲自任命青年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主持原子弹研制机构，开始研制原子弹，所依据的主要技术资料皆来自贝利亚提供的美国方面的情报资料。

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属于制造核武器的“原创”。从军方１９４２年２月首次提出“布什报告”，经数次讨论认证，到６月批准，７月开始组建机构，整三年就造出人类从未有过的第一件核武器。由此可见，美国的试制是开拓性的，而苏联的首粒原子弹“乔１号”完全仿制美国投向广岛的那颗，不仅引爆装置，就连外观都一模一样。过去说它源自在英国的间谍福克斯窃得的“小男孩”图纸，现在看只有打入美国核工厂的惟一间谍科瓦尔才可能得到这份图纸。事实上，苏联人搞了三年只提炼出不足３公斤铀，后来从纳粹德国缴获了４５公斤，这才满足了试爆的需要。专家事后估计，科瓦尔窃取的美国资料使前苏联至少节约了两年时间和２．５亿美元以上的费用。

１９５５年５月２日，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与中国、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捷克签订协定，传授并援助这些国家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据此协定，苏联不仅提供技术资料，还援建了中国的基本粒子加速器、原子反应堆等基本设施。中国科学家王凎昌、周光召等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核研究。在２３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除于敏、钱骥未留学，周光召、孙家栋留苏之外，其余１９位全部是欧美培养的留学生。未获授勋的赵忠尧教授，不仅直接参观了美国的核试验，还逃过美国封锁，悄悄购回中国第一台７０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台加速器据说至今还在中国科技大学里；被美国同事称为“天然的原子弹制造者”王承书教授，归国前寄回北京的有关原子能的书籍、资料竟重达两吨之多！

由此可见，我们的“两弹一星”直至最近的绕月卫星“嫦娥号”，都不是开拓性成就，充其量只是别人已经证明可行的道路上的重复性研制而已！因此，有必要给那些鲁迅谓之“爱国贼”的激昂之士泼一点凉水：得意是可以的，可别太忘形了。鲁迅还在致台静农的信里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人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我们能够贡献人类的科技成果实在是太可怜了，充其量聊胜于无吧！曾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而后任台大法学院院长的萨孟武先生说过：“中国之博士，大多为鸭博士。夫鸭者，能游于水中，而不能捷游；能行于陆上，而不能捷行；能飞于空中，而不能高飞。以鸭之名加于中国之一般博士，不亦宜乎？”靠这么些“鸭博士”，怎能领跑世界先进科技呢？

若不服气，看看影响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中，究竟有什么玩艺是我们“原创”的呢？抬头望望，四周瞧瞧，我们生活中几乎无一物不是来自西方的创造：大的如飞机、火车、汽车、轮船，小的如自行车、钟表、电灯、电话、电冰箱、电视、收录机、电脑、相机、互联网等等，从睁眼起床到闭眼睡觉，我们完全生活在“全盘西化”的氛围里，就连住的房子，也是人家发明的建造法建起来的，“秦砖汉瓦”已经被淘汰掉了。前天晚上所住片区遭遇“野蛮施工”而停电，电视没得看，电脑没得玩，书报也读不成了，大家竟惶惶然不知该如何干什么才好。我曾经从家用电器中搜寻出一件“原创”：消毒碗柜。它是广东一位农民发明出来的，尽管它脱胎于电烘烤箱，但毕竟算一件新东西了。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自豪，香港朋友就嗤之以鼻了：“除开你们大陆，谁需要这玩艺？”

忽然联想到前些天上海东方卫视播放的一个谈话节目，没看到开头，但看了大部分。说的是怎样把“中国制造”变成“民族品牌”。参与者中有许多位国内挺知名的成功企业的总裁，还有几位学者。讨论过了大半，一股淡淡的“义和团情结”在会场上弥漫，越来越浓烈，稍显不屑的学者欲言又止，“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不时被企业家们提起，很有些“苟利国家生死以”之慷概，异议看来不发为妙。巧妙之处正如现场一位观众所指出的，我们这几家“成功企业”无一例外都给自己取了个“洋名字”。例如“三一重工”，直至它的老板买飞机引起那阵轰动，我才知道它不是日本企业，可在会上代表它的副总裁却最为慷慨激昂。

“民族品牌”本身就是一个误导，世上难道真的有这玩艺么？窃以为没有。品牌都只是企业的资本，“TOYOTA”是丰田公司的品牌；“SONY”是索尼公司的品牌；“BOEING”是波音公司的品牌；“Windows”是微软公司的品牌……。跟“民族品牌”无关，即使日本的公司要使用“SONY”品牌、美国公司要使用“Windows”品牌都将遭遇不可逾越的法律障碍，谈何“民族”？充其量不过是那些公司的总部设在某国而已，它们的股东却是遍布全球的，最近报道说沙特某王子订购了“AIR BUS A380”，他不就是美国诸家大公司的股东么？据传三星公司总部要迁来中国，那么是否可以把“SAMSUNG” 当成我们的“民族品牌”呢？显然说不通。

回头说普京。这位仁兄的“俄式义和团情结”是很浓烈的，不过它与“中式义和团”不同。“中式义和团”的宗旨在抗拒世界潮流，而“俄式义和团情结”旨在领衔世界潮流。此次公开表彰科瓦尔博士以及另一个英国“鼹鼠”布莱尔，其本意只在于调戏美英罢了。其实早在科瓦尔潜逃之时，美国方面就已经查清所有了，普京此番大张旗鼓地表彰科瓦尔无异于出出他们的丑。然而此举也是“双刃剑”，科瓦尔以国家的名义行窃，从法律与道德的底线上也是说不过去的。它另外还戳穿了“伟大苏联”制度上先进的谎言，那个体制曾经吹嘘不已的成就原来竟是偷来的。相形之下我们似乎应该有一点不自在：当年也有我们在美国的间谍金无怠为我们窃得核机密，然而当事情败露之后我们为了维护正人君子的形象而采取“不承认主义”，金无怠万般无奈只得选择自杀身亡。比之普京，我们似乎显得不那么仗义，多少也有过河拆桥之嫌。先例早就有，为了免除我党与汪伪政权勾结之嫌，不但雪藏关露小姐于根据地深处，而且连她与情郎王炳南的婚事也不准，最后还得身陷囹圄。谁知道呢？也许“不承认主义”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原子弹纯粹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吧！

在赫鲁晓夫唾弃了斯大林主义之后，苏联也曾一度辉煌，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和首先实现载人宇航。但那种倾其全力获得的成就更像一项“面子工程”，奏一段音乐开几次盛大聚会也就浅尝辄止了。列宁曾经引用一个俄罗斯谚语：“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及至美国人奋起直追，他们则把人造卫星变成实用工具，通讯、传播、遥感、遥测、导航等技术接踵被卫星应用，直接改变了全体地球人的生活状态。至于肯尼迪总统发誓要在十年内把人送上月球，他们也分秒不差地做到了。前苏联于是被竞赛拖垮了，鸡硬是要飞到鹰那么高是吃不消的，制度先进的证明只是神话。

我们的话题不得不延伸一点：何以美国人把２０世纪变成他们的世纪？乃至于邓公１９７９年出访美国，２１位代表团成员中就有７位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的学生。邓公还答复李慎之：“你没看那些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强起来了吗？”那时的老邓是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的，他甚至说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话来，还禁止讨论“姓资姓社”，让中国人只顾埋头拉车不去抬头看路。其真谛就是“打左灯向右转”，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还得维护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顺理成章的成果就是，我们的“中国制造”风靡世界，腰包也鼓胀起来，然而却以“世界加工场”闻名于世。

然而，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科学技术又如何呢？“中国制造”没有“拳头产品”，尤其是没有尖端的技术产品，这种繁荣是不可能持久的。薄熙来部长那句“八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的话，绝非戏言，它昭示着一种严酷的现实。据“计算机报”消息：“科技部副部长尚勇表示，创新能力薄弱已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瓶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研究开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56%，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个人计算机每台平均利润不到5%；DVD机每台售价不到30美元，交给别人的专利费接近10美元，生产企业的最终利润只有1美元；电视机平均每台纯利润已不到 10元人民币。”这个现实的本质就是我们的体制是科技创造的桎梏。前苏联的先例告诉我们，无论怎样手段高超的“神偷”，你是偷不回人家的“创造”的；你偷得初一人家又过十五了。

其实美国体制并无多少过人之处，他们那里仅仅是坚持“人的因素第一”罢了，当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思想没有任何羁绊，或曰“紧箍咒”，科技发明自然而然就会层出不穷。佛经里讲“养生不如放生”，大约也是同样道理。假如美国人民也必须用民主党十七大或共和党十八大精神统一思想，那么美国佬肯定也得陷入“放屁都不响”之境地，充其量发明些歌功颂德的诗文出来，别无长项。那样的话，大约该美国佬来买我们的“汉芯”，回去雇农民工打磨掉字样再印上“Inter”或“nVIDIA”字样，骗取老板钱财。我至今不改变这个论断：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取决于国民在国家的地位；国民地位越高，国家在世界的地位也就越高。反之亦然。

普京现在的人气是极高的，他很善于利用俄罗斯人那种傲视世界的情结。而他的政绩很显然也得益于世界油价飞升，俄罗斯是国际油价飙升的最大受益者。但一味地傲视世界肯定行不通，只有融入欧洲融入世界才可能有俄罗斯光明的未来。此次给“国家窃贼”授勋，肯定不是明智之举，“大俄罗斯之梦”其实很有些历史了，倘若有效，它早就该辉煌了，何致今日？所幸俄罗斯没有中国式的“孝子情结”，所以，普京还不至于沿袭“红色经典”过日子。毛时代曾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是因为斯大林主义盛行的缘故，一旦这个主义被废弃，崇拜也就没有了。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俄罗斯那种“文化土壤”，既不曾有过普希金、赫尔芩、托尔斯泰、别林斯基、陀斯妥也夫斯基、果戈里等历史文化名人，也不可能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的改革家。我们的文化更像一个市侩，充满了对于权势的吹捧。这个园地从来就是离经叛道者的坟墓，没有对峙与争辩，又怎么可能创造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