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芦笛

B、谁是红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要知道中央为何会在与张国焘会合前就商定怎么对付他，必须知道他的来历。国焘同志是我D有觉悟的老D员（此话抄袭《列宁在十月》台词），借用伟大领袖耄主席的话来说，他不但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也是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自然不为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所容。他和张闻天代表的中央的斗争才是路线斗争，和耄的斗争只是权力斗争。伟大领袖耄主席完全是“忍着巨大的痛苦”（这是耄后来对他在苏区时强压下对洛甫的鄙视去接近洛甫时的心情描述），和错误路线头子们抱成团，斗倒了正确路线代表国焘同志。

我知道这话听上去太离奇，同志们大概难以接受，不过且听我从头道来。

官方宣传中的所谓路线斗争，在那段时间指的是D内土著实干派与共产国际的斗争，而国焘从来都是反国际的，当然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之所以如此，是他和耄的成长过程相当不同。耄直到到了延安后，才开始从“政客”成长为“政治家”，而国焘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家。

所谓“政治家”，就是对该怎么干革命或治国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想法（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理念”）的从政者，用我D的行话（jargon）来说就是有自己的“路线”；而所谓“政客”，就是毫无这种想法，但精通权术，只知道追求个人权欲的从政者。张耄的不同阅历与眼界，决定了两人成长速度的不同。

两人都是建D元老，但耄历来是边缘人物，而张历来是中枢人物。张受过比耄更完备的教育，拜新文化运动之赐，思想比较新潮，有点西方文明常识，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与批判精神，从建D那天开始就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在大革命中，他处于漩涡中心，算得上是决策圈里的风云人物，与各派领袖诸如孙大炮、太上皇鲍罗廷、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等人都有过过从或是打过交道。重大的历史事件他都曾参与幕后策划，诸如武汉政府收回英租界，国共破裂后的南昌起义等等。所以，如果说我D早期的精神领袖是陈独秀，那实际领袖就是张国焘。

此后他又到苏联去，除了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外，还去列宁学院旁听，啃《资本论》，其理论素养绝非耄氏可比（耄终生未读那本共CD人的圣经，这点连中央文革的王力那知青都看不上）。而且，他一直在和共产国际形形色色的代表打交道，对那些人乃至苏共到底有点什么水平，早就心头雪亮了，绝不会如土鳖们一样，对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和斯大林怀有宗教式敬畏，断不敢怀疑上帝也会错。

正因为此，早在D的三大时，他就强烈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反对共CD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D，预言那必然是共CD人为国民D抬轿打工当牛马，最后还要引起国民D猜疑，什么好处都捞不到，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为此触怒了马林而被踢出了中央。

此后马林失势，张国焘回到中央。但他仍然不满于共产国际路线，认为鲍罗廷是个只知道玩手腕的“策略家”，曾向鲍罗廷指出，Z共没有武装，不可能如斯大林指望的那样掌握国民革命领导权，要求鲍罗廷用俄国军火武装Z共控制下的工农。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言。

国共破裂后，他反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认为那是革命低潮，我D只能隐蔽下来，保存并秘密发展实力，不宜搞自杀式的“儿戏爆冻”，为此跟瞿秋白吵成仇人。作为反对派代表，他被召到莫斯科去，在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面前慷慨陈词，历数了国际的错误，颇受布赏识，影响了布为Z共六大制定的政治路线。

以后斯大林拱垮了布哈林，米夫在共产国际中得势，中山大学的“二十八宿”等知青跟着鸡犬升天。国焘曾作为Z共领袖，参与解决中山大学事件，因主调和态度而与米夫及其亲信博古等人有过冲突，而就是这伙人后来把持了中G中央。

以上历次“路线斗争”都是写在官方D史上的，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官方D史上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据说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第三次是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第四次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据说伟大领袖耄主席是正确路线代表，可惜D却忘记告诉大家，耄在当时有些什么针锋相对的主张，又是与错误路线头子怎么斗争的。其实若要说有正确路线代表，则非国焘莫属：除了立三路线那阵子他在苏联未能躬逢其盛，其余三次错误路线他都坚决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之所以有这些“路线斗争”，其根源是我D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绝对服从莫斯科的领导与指挥，而莫斯科对中国极度无知，并不具备充当Z共导师资格，“外行领导内行”，就必然引出灾难，国焘同志把这点说得明明白白：

“Z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个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拼凑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需要的是什么，所能做到的又是什么。因此‘盲人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和‘揠苗助长’等等耄病就都发生了。”（《我的回忆》，第二册，275页）

所以，我D早期所谓“路线斗争”，说穿了就是中国土著内行与莫斯科耄子外行的争吵。俄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与文明优越感更加重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灾难，鲍罗廷曾对国焘流露过这种傲慢心态：

“鲍罗廷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的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是一个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应付能力，收获颇为可观，为什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责鲍罗廷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辩，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了。”（同上，118页）

这种将中国视如无人之境的傲慢态度，大概是从斯大林那儿来的。斯大林当国前，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无论级别还是水平都还差强人意，加拉罕、越飞都是苏联当时的副外长；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是列宁的朋友；鲍罗廷的政治手腕据说相当高超，一度成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实际领袖；加伦将军（布柳赫尔）则是苏军最早的五大元帅之一。但斯大林斗倒托洛茨基后，便彻底把中国当成无人之境，以为“在瞎子的国家，独眼龙就能当皇帝”，派来的特使都是他在“路线斗争”中提拔起来的蠢青。那些人自命正确路线代表，唯一精通的就是路线斗争，别的什么都不会。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描写的罗明那滋就是一例。时值国共破裂，许多共CD人被杀，D人悲愤交加，准备复仇，罗明那滋正在这当口上被莫斯科派来指导中国革命。此人其时才有29岁左右，下车伊始便哇喇哇喇，气势汹汹地大骂张国焘与瞿秋白，说陈独秀犯了错误，必须撤职甚至开除D籍，而瞿张两人必须戴罪立功。国焘大怒，因请教他：现在南昌爆冻在即，请问钦差，爆冻的领导机构应叫什么名义，宣布什么政纲，如何组织，采用何种策略，如何动员各地工农起来策应？此外，爆冻需要大量的钱与苏俄军事顾问，起义队伍到达东江后必须从苏联获得军火与物质，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钦差一下就傻了眼，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答曰待他向莫斯科请示。国焘再三告诉他事情十万火急，不能坐待请示，必须马上决定也没用。国焘因忖道：

“在我看来，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太轻视Z共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并非完全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更不能看成是沙皇治下的农奴。”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颇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爆冻就没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来Z共的厄运未已，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到罗明那滋的摧残。我的这句话，后来证明不幸而言中；罗明那滋的盲动作风，几乎把我们艰难缔造的Z共，整个断送了。”（同上，280-282页）

可惜斯大林意犹未尽，还要“为Z共更加布尔什特化（bullshitised）而斗争”，把中山大学那些“站对了队”的蠢青源源不绝地派到中国来，塞入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岗位。这伙人因为有斯大林代理人米夫的支持，便排众而前，变成了中央领导人。他们和罗明那滋一样，只懂“反机会主义”，唯一的本事就是在中国逼真复制在中山大学学会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用的手段还相当毒辣。

在米夫的操控下，Z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由周恩来出面，违反D章，把区委干部王明同志塞入正治局，还把并非中央委员的张闻天提为中央宣传部长。这种做法引起了老同志们的强烈反弹。何孟雄等人向共产国际要求，把张国焘和蔡和森派回国领导中央，并与罗章龙等三十余名中G中央委员成立了“中G中央非常委员会”，发布《告全D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宣称拒绝承认四中全会合法性。但何孟雄等17人在旅馆秘密开会时，却被国民D一网打尽，不久就被杀害了。于是四中全会没有表决就散会了，而王明也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正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