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芦笛

何孟雄等多名中央委员何以被捕，至今是个疑案。据张国焘说，罗章龙认为那是王明借刀杀人，向国民D告密的结果。此说要比“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可信得多。据张国焘说，他回国时，米夫和王明已经重返苏联。代理米夫的是一位波兰青年，“他竟主张用暗杀手段对付罗章龙。他对何孟雄的被捕，不特毫无同情，反说那些反D分子是自投罗网。他认为罗章龙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现在又发表反D言论，因而要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同上， 461页）。如果这段证词可靠，则米夫和王明确有重大的嫌疑。

王明当上正治局委员后，向忠发被捕叛变。向是正治局主席，掌握所有的秘密。他与此前的顾顺章的叛变，使得上海中央再也无法立足，只能作鸟兽散。王明随着米夫返回苏联，周恩来决定去苏区。王和周分手时，两人与远东局秘密商定，由顾顺章等人不认识的留苏海龟组成临时中央维持工作，将来到了正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再把权力交出来。于是并非中央委员的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便成了临时中央委员。这个临时中央只是个应急的临时机构，但它迁入苏区后，其教父周恩来却隐瞒了内幕，于是就成了正式机构，24岁的知青博古还莫名其妙地成了总书记（杨奎松：《耄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页）。所以，四中全会与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都是“塑胶胸脯朦胧胎”（附注，此乃著名网络诗人易明先生的名句），来历不明。

张国焘回国时，王明已经走了，周恩来还在上海，但不久后也去了苏区。据张自称，若何孟雄等人还在，他可以团结老同志们，要求召开五中全会，揭发米夫派的罪恶，把王明等人撵出中央。但现在老同志被一网打尽，此举并无胜算，可能会造成D的毁灭。为顾全大局，他不能不投鼠忌器，接受既成事实（《我的回忆》，第二册，463页）。

明白了这些背景，则立即就能洞见张闻天、博古等人把持的中央为何要对国焘封锁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和人事变动。据李德说，在两军会合前，博古就对他表达过担忧：

“博古对这些消息显出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欢迎即将到来的Red军主力会师；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耄会把张国焘的、在很大程度上与耄以前的思路相吻合的政策变成他自己的政策，强迫正治局接受下来。然而，以后的发展表明，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68页）

博古的确有理由担忧。从表面上看，耄与张确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建D元老，都有很强的野心和出众的才干，都在D内军内有很高威望，都是“老右倾”，一言以蔽之，都是土著内行，都鄙视他们那些米夫教出来只会搞路线斗争的蠢青。两人若是联手，以他们对军队的控制与在群众里的号召力，要把蠢青们撵出中央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两人的相似也就止于此。博古没有看到两人的区别：张国焘早就是视界相当开阔的政治家了，对怎么干革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而其时耄还只是个政客，并无什么路线可言。他当然鄙视“洋房子先生们”，但自己毫无理论素养，对马列的认识就只限于苏区油印的几本二手货，连马列的基本概念都要误会到八万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去。连博古那种知青都能看出耄心目中的“阶级斗争”就是农民战争，跟马列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在那种宗教运动中，谁对圣经更熟悉，谁就能抢占道义资源，获得话语霸权，《红与黑》上的于连同志不就是靠背拉丁文《圣经》出人头地么？

更重要的是，与张不同，耄始终游离在革命运动和权力中枢之外。大革命中他是汪精卫的秘书，一度被D人讥为“汪精卫的跟班”，与张国焘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两回事。国共破裂后他一直在荒山僻野当山大王，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权力中心，从未去过苏联，也未如张那样与形形色色的国际领导和钦差们打够了交道，对国际共运没有起码的感性理性认识。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都是远方的上帝，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怀疑他们的绝对正确，更提不出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线来。此时的他对政治完全是白纸一张，在D内也只以“军事专家”知名，周恩来就曾介绍过“泽东同志对军事问题感兴趣”。的确如此，耄与“洋房子先生”们的冲突，也就是只限于局部的具体军事问题，并不曾如张国焘那样，认为留苏派乃至国际推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博古说耄是“狭隘经验论”，这话也没说错。耄终生也不具备理论能力，乃是他批的“经验主义者”。即使是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批判“王明路线”，他也顶多只能拿战略战术失误说事，从未能在政治路线上作理论批判。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区别是，作为政治家，张更习惯于列宁D那套，亦即如托洛茨基一样，在D内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展开辩论，解决分歧。即使要夺权，也得按D章规定的程序进行。就连斯大林早期都做到了这点：他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都是靠表决，非常手段是后来才使用的。据张自称，他强烈反对使用敌我斗争的方式来解决D内斗争，对暗杀行为非常愤慨，还坚决拒绝了凯丰要在四方面军建立保卫局，以特务监控Red军指挥员的提议。当然，如所周知，洪洞县里无好人。张国焘治下的苏区肃反是有名的。但从他与中央斗争的表现来看，他的手段要比中央光明正大得多。

张和耄的最后一个重要区别是，两人的名声都很大，但耄只是沾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光，与朱德一样在Red军战士中拥有极高知名度，但并不受将领们爱戴。跟他共过事的人都无法忍受他的专横跋扈，唯一可称死D的只有后进军人林彪。然而就连林彪同志也在会理会议前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密谋倒耄，据聂荣臻揭发，在两军会师后，他还接受张的拉拢，有跳槽模样（《聂荣臻回忆录》，懒得去查书给出页数来了，以后出书再说吧）。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红四方面军中。

从张的自述看来，他的私生活似乎颇干净（否则早被揭发出来了，好像也就只有一个夫人），而且似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从鄂豫皖突围而出时，他们不得不扔下两千伤兵，引起士卒普遍不满。待到危急关头度过后，他便下令抬着伤兵走，关心救治伤病员，在野营时把旷野上仅有的茅房让给伤病员睡，自己去和大军在野地露宿。伤员们非常感动，一致要求张主席进屋跟他们睡。盛情难却，他只好去和伤兵们睡在屋里。伤兵们为了怕妨碍他休息，竟然忍住不呻吟。自此之后，战士们才意识到当初抛掉伤兵实属不得已，云云。

这当然很可能是自吹，不过仍可得到旁证。抛弃甚至杀害伤兵乃是中央Red军的优良传统。据龚楚说，Red军内部的保卫局特务不但负责监控指挥员，防止他们叛变，必要时加以杀害（李明瑞就是这么死的），而且负责枪毙掉队的伤兵，以防他们被敌军抓获后，泄露大军去向或其他机密。红一、三军团秘密逃走后，竟然扔下几百名伤病员（《西安事变新探》，20页），这做法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极大愤慨。如果四方面军也有类似优良传统，恐怕不会引出这种情绪反应来。

而且，四方面军对张主席的赤诚拥戴是有名的。后来老张挨整，许世友等人甚至想造反。与林彪、彭德怀等人在四渡赤水后密谋倒耄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红四方面军也不曾如红一方面军那样，长官由士兵抬着走了两万五千里。老张在回忆录里曾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他对将领似乎也比耄爱护得多。他的一个师长因触犯刘伯承被关了禁闭，想不通跳崖自杀了。他也不曾把他打成“以自杀叛D”的高岗式反革命。一、三军团逃走后，扔下了原属中央Red军的红五军团与红12军。这些队伍似乎既未被改编，将领也不曾受到清洗或批斗，至少我D从未作过此类指控。红五军团一直由原国民D军人董振堂率领，直到北上，在宁夏战役中被胡宗南部隔断在黄河以西，董本人战死在甘肃高台。红四方面军将领可就没享受过这种信任，大家都纷纷“脱裤子割Ｘ巴”，与张国焘划清界限，这才逼得许世友等高级将领几乎爆冻越狱。

李德的证词也为以上论述作了旁证：

“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CD和Red军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张的野心和权欲都不亚于耄，像耄一样他也是D的创始人之一；但与耄不同的是，张多年来一直是中央正治局委员，他也参加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中G共CD代表大会，深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赏识和器重。耄本人曾多次、特别是在瑞金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颂扬的口吻特别强调指出，张作为中央在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和第四军团的总政治委员，作出了很大的功绩。张国焘在四军团（芦注：即四方面军）的指挥员、政治委员和Red军战士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同中央Red军中的情况相类似，作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决策都由他制订；相形之下，司令员徐向前在他面前也就黯然失色了（芦按，李德记错了，政委是陈昌浩。张是中央特派员、中央局书记和苏区主席）。

不难预料，在张国焘和耄之间围绕着争夺D内和会师后军队中的领导权问题必将出现一场斗争。但是就耄这方面而言，因为四军团上下团结紧密，而且时间也很紧迫，要像‘中央三人小组’在江西进行的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争论必然在对正治局势的判断上和未来军事战略方面尖锐起来。”（《中国纪事》，168-169页）

这意思是说，四方面上下团结紧密，耄没有可能分化瓦解，夺取军权，因此只能在战略上和张吵闹。连李德都看出耄张之争只是权力斗争，若论实际的军事战略，他俩的共同语言要比与洋房子先生们多得多。真正的路线斗争是在国焘与闻天、博古等人之间展开的，耄不过是为了争权夺利和那些人结成权益婚姻罢了（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套耄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势是“耄张洋，三国志”——耄、张国焘和洋房子先生们形成了三股政治势力。如果耄和张联手搞掉洋房子先生们，则张无论论声望、资历、理论素养、实力都要远远压倒耄，论实际才干也不逊于耄。耄不但没希望做一把手，还要担心张把他搞掉。这就是耄为何要说和张会合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刻”——好容易挤入决策圈，成了中央书记（相当于常委），离一把手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了，却又冒出来个张主席。他当然别无选择，只能“忍着巨大的痛苦”，和洋房子先生们站在一起反对张。他知道，和张比起来，洋房子们不过是纸糊的，如列宁同志教导的那样，“一推就会倒的”，真正的敌人还是张国焘。

两害相权取其轻，洋房子们当然也只能选择耄。耄和他们并无深仇大恨，更不知道他们的底细，是怎么上台的；耄又不过是个山沟沟里的土鳖，丝毫不懂马列，不过是懂点《孙子兵法》罢了，从未有过什么政治主张，若争论起来，让人家劈头盖脸甩上几句《圣经》便只能哑然，顶多也就只能为他们打下手，断不至于把他们统统撵出中央去。而张得势后就可没这保证了。

这就是过草地前的“蜀吴联盟，共抗曹贼”，区别只在于国焘并非曹贼，而耄虽然实力不足，心计可胜曹操多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