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芦笛

C、摩擦

关于中央和Red军分裂，有关三方之中，D史从未介绍过诱因与恶化过程，只提供了大量无实质内容的谩骂以及各种明显荒诞不经的传说和流言，无法用为严肃证词，张国焘与李德则介绍了破裂的大致过程，基本精神一致，是以只能基本按他们的证词还原真实过程，并尽可能校之以其他来源的零星信息。

李德与张国焘都说，两军会师时气氛是良好的，第一次召开的中央会议（两河口会议）气氛也很平静，并未发生剧烈的意见冲突。杨奎松教授查阅中央档案记载的张在会上的发言后也说：“由于张国焘此时的目的在于取得常委和军委的领导地位，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西安事变新探》，14页）略去对张罪恶动机的追究，这也证实了张的自白。

李德还证实了张国焘自称的对红一方面军的善意援助：红四方面军负责向五军团和九军团提供给养，拨给三军团一千五百人作为补充，并向三军团以及一方面军的其他部队给了物质上主要是粮食上的援助（《中国纪事》，171页）

李德同时指出，两军会师时，张的军队牢牢控制了那一带的绝大部分资源，兵力至少是中央Red军的两倍多。张显得很自负，似乎充分意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这一切“使耄泽东和正治局不得不仰仗于张”（同上，168页）。

不难想象，这种寄人篱下、仰给于人的尴尬处境，会给耄与正治局带来什么感觉。尤其当中央Red军处在那种狼狈不堪的状态下，与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相比更显得落魄，连李德都承认了这一点：

“一般来说，我亲眼见到的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比起我们筋疲力尽的战士来，显得精神更好些，穿着更整洁些，并且有着更为严格的纪律。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后来流传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说他们有军阀习气，甚至有盗匪作风。”（同上，172页）

这与张国焘转述的朱德对红四方面军军容的称赞相一致。据张说，朱德对他说，他们与张会面前，适逢四方面军30军开赴前线阻击敌军，从中央要人面前通过，但见军容严整，装备精良，战士精神饱满，身体矫健，人人满面笑容，高呼“欢迎中央Red军”、“拥护中央”、“拥护耄主席和朱总司令”等口号，“他和其他中央同志们都异常兴奋，喜出望外，认为四方面军确是一支Z共所领导的基干Red军。”（《我的回忆》，第三册，224页）

从前引耄的警卫员陈昌奉说的耄不许他羡慕张国焘警卫队那些马的轶事中，不难窥见耄泽东和“其他中央同志们”的真实感情如何，也不难断定张国焘所说属实：中央既不想跟他讲长征的事，也不想听他介绍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这犹如老同学聚会，穷棒子既无兴趣介绍自己的破产经历，也无兴趣听取大款同学的发迹史。张国焘打听对方、介绍自己，不管他实际动机如何，很容易被耄和其他人理解为炫耀自己、寒碜他人。

更严重的是两军的成败对比的“路线”涵义。中央Red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会师时的两万多人（此为聂荣臻提供的数据。李德则说：“根据总参谋部粗略的统计，这时部队，包括非战斗人员，还有一万五千人，最多二万人。”）而张国焘的部队据他自己说是四万五千人左右，据聂荣臻说是十万人左右。前文已经介绍过我D唯意志论必然导致的“以成败判路线对错”的标准，按此标准，则耄和中央显然是犯了路线错误，而张国焘则代表了正确路线。

据聂荣臻说，林副统帅就是这么理解的。当时张国焘准备将聂荣臻调到31军当政委，将林彪调到另一个军任军长，命令尚未发出。聂警告林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林反驳说，你这是宗派主义。聂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左权、朱瑞都在场，均未表态。两人争得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都拍翻了（《聂荣臻回忆录》，283-2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所以，洋房子先生们本来就因历史原因对张怀有深刻敌意，现在双方强弱对比、成败对比以及主客之势，必然要加重他们的不安全感（insecurity）甚至受威胁感。耄泽东与国焘虽无旧怨，但他本性多疑是出了名的，这点连老一辈无耻阶级革命家诸如杨尚昆辈现在都承认了。在我看来，中央这种“疑心生暗鬼”就是冲突产生的初始原因，并为冲突进一步激化，成了恶性循环与恶性互动，终至中央把自己吓得落荒而逃。

官方的证词证实了这一论断，连张对兄弟部队的援助，都要被视为不怀好意。据聂荣臻自己说：

“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的警惕。张国焘忽然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老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聂荣臻回忆录》，2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张国焘是军委总负责、Red军总政委，请部下吃饭联络感情又有什么错？耄主席请得，张主席请不得？补充兵力并非削减兵力，竟然也成了阴谋，此中奥秘，实非心态正常者能参悟。

上引聂荣臻与林彪吵架的轶事也是莫名其妙，其时因为一、三军团大量减员，张任总政委后便实事求是地把番号改为军，林聂都成了军级干部。据聂说，张想平级调动两人，此乃总政委的正常职权，怎么能理解为“想把我们吃掉”涅？难道一军团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可以不服从上级的调动？

彭德怀的反应也类似：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于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D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彭德怀自述》，网络版）

当时我D实行供给制，送给彭德怀的大洋乃是军费，体现首长对转战四方、远道而来的部队的关心，这也会引起“很高警惕”？真是好人难做哦。

这种“很高的警惕”简直成了病态。据聂荣臻自己说，前敌政委陈昌浩留他谈话，徐向前也在场。晚十点离开后，聂竟不敢骑骡子，让一个警卫员牵着骡子走在前面，另一个殿后，他走在中间。过去他不作战时手枪从不上膛，此时他不但把手枪顶上子弹，还让警卫员也这么干，据他说是怕被陈暗算（《聂荣臻回忆录》，283页）。

在我这迟钝之人看来，这种揭发似乎只证明了揭发者的心理变态，盖所有的揭发者从未给出过任何线索，证明他们的“很高的警惕”确有依据，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非自惊自吓。恰恰相反，它似乎不是对方的善意表示（诸如请客、补充给养兵力），就是正当行使职权（如聂揭发的人事调动腹案）引发的。

这些证词反倒证实了张国焘的回忆。据张说，当他离开抚边到达卓克基东北中央驻地时，他的住处竟被安置在离其他中央委员宿营地好几里路的村庄，没有什么中央的人去见他，似乎已他成了被贬斥人员。在耄儿盖会议召开正治局会议时，会场在一个山沟中。张闻天在谷口迎接张国焘，陈昌浩不得入内，只能在山口外等候。二张以及国焘的一个警卫员步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国焘乃笑着对闻天说，中央机关自行警戒得如此严密，那就用不着总司令部担心它的安全了。闻天闻言显得有些尴尬。会场外戒备森严，与会者神情紧张，令国焘想起了鸿门宴（《我的回忆》，第三册，248，256-257页）。

虽然国焘自称“保持冷静”，还向想不通的四方面军将士作了许多解释工作，但被同志当成敌人一般防备，谁能心平气和？据张说，四方面军将士对此非常不满，说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把它当成嫡系部队。这我相信也是实话，并非国焘捏造出来的，几个方面军的纠葛一直闹到文革，看一眼《吴法宪回忆录》便能洞见这点。文革中走红的军人多是一方面军的。直到耄死后，其他两个方面军才算是翻起身来。

更何况如上引李德证词提示，当时就有许多攻击四方面军的流言，先说四方面军军阀习气严重，后来直接就把该军骂成是土匪，是军阀部队，连徐向前都想不通：他从百来号人起家，出生入死拉起了十万大军，最后却成了土匪，军阀。

期待值的跌落更加助长了四方面军的不满。会师前，四方面军的政工人员大吹中央Red军怎么怎么伟大，结果老大哥部队来了，原来是一群衣破褴褛的丐帮，军纪也一塌糊涂，令他们大失所望，甚至难免产生鄙夷心理。

张国焘说他与朱德曾目击一方面军的几十名战士围攻十几头，准备用来作晚餐，花了十多发子弹才将那牛射倒，其他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在那儿怒目而视（同上，236页）。

多方面的信息提示，当时红一方面军的军纪确实很差。上引李德证词已承认一方面军当时的军纪不如四方面军。他还在回忆录里记载了耄儿盖会议决议，据说该决议“对一方面军的巨大损失，Red军战士筋疲力尽，许多干部情绪恶劣，政治工作不深入和纪律涣散，进行了批评。决议建议一方面军向四方面军学习，接受四方面军的积极经验。”（《中国纪事》，180页）

李德还说，在懋功以北，部队全靠抢劫藏民过日子：“在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见人迹了。村落和院宅被遗弃了，贮存的粮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同上，172页）

这与吴法宪的生动回忆完全一致（《吴法宪回忆录》，78-80页）。就连耄本人都向斯诺承认了这种普遍的抢劫行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转引自张戎、哈利戴《耄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00页）

老大哥部队军纪如此之差，中央反倒责备兄弟部队是军阀部队，甚至是土匪，像防备敌人一般提防猜忌他们，这还能有什么好事？当然要引起四方面军将士反弹，恶化两军关系，反过去又更加刺激中央的病态心理，成了恶性互动与恶性循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