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1,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的空间是什么样的？
                              
3，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4，  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是怎么样进行空间实践的？

一、我们所处的环境
    这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首先这个问题一度是被禁止独立思考的问题，进一步说那本身就是禁止独立思考的时代。我们所处的是什么环境（社会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高高在上的大他者所规定的，不容挑战的。现在这个时代貌似过去了，但由于长期的禁止思考已经使人们已经习惯了不思考，而且也失去了思考的能量和技术。
    所以在我们展开对这个环境的思考时，我们是在蹒跚学步，难免磕磕绊绊。我们尝试用不同的层面来描述这个背景。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是绘制一张中国的社会地图。
                          
我们的这张地图分为这样几个层面：
　       　
领域
领域是社会的实体性架构，也是我们生活的场域，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等。徐贲在《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社会正义在中国》一文中介绍了华尔泽（Michael Walzer）的分配正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前现代社会社会中的各种领域是浑然一体的，后来出现了自由主义者，提倡“区分的艺术”，他们在浑然不分的社会中划出不同领域间的界限。在不同的领域坚持各自独立的价值观和正义的标准，并非抽象的统一的正义标准，即“多元正义”。这样，人们才是自由的，同时也是平等的。华尔泽说：“事实上,自由和平等是一个意思,我们可以说,(经过区分的)现代社会既享有自由也享有平等,但条件必须是任何领域中的优势不能转化为另一个领域中的优势。……政治权力不得左右教会,宗教不能牵制国家,以此类推。”华尔泽认为每个领域中都有某种主要的交换,授与或分配的物品,确定什么是某领域中的这种“特殊物品”,也就是确立对这物品的分配原则,即分配正义。徐贲举例说：如果我们把医疗保健领域中的特殊物品认作“健康”,那么它的分配原则就是“需要”(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得了病需要治疗,有钱没钱都得治。这就是领域分配物品包含分配原则的意思。如果金钱和商品的自由交换原则进入了医疗保健领域,把医疗当作“商品”,有钱的治病,没钱的等死,那么有钱人在金钱商品领域中的优势就顺利地转化为医疗保健领域中优势,这就形成了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的宰制,破坏了另一个领域中应有的分配正义。华尔泽认为政治权力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这些领域自身的分配正义不受破坏。
                  
我们面对的领域的现实如同火山喷发出的熔岩流。经济力量和政治专制仿佛是熔岩，其它各个领域仿佛是散落其中的石块，这些石块有个形象而又有趣专业术语叫“俘虏体”。资本和权力的熔岩熔化渗透入各个领域。同时熔岩自身又也面临着结晶凝滞的威胁。
借助熔岩的意象，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社会结构的几个特点。其一，我们当前的社会中领域的界限不清，社会正义得不到保障。其二，权力和资本的跨领域宰制是中国的社会正义的缺失的直接原因。其三，社会的状态正处在复杂的变化之中，蕴藏着机会。

制度
    现代国家是由自由的人们自愿达成共识，并基于共识签订契约形成的。可以说社会也是有一系列的契约构成的。这些契约就是社会中的制度，在国家层面最根本的共识和契约就是宪法。制度和领域都是社会的构成要素，按照黑格尔的自在、自为的概念，制度是社会的自在形态，领域是社会的自为形态，形象地说有些像蛋和鸡的关系，既相互生成又相互制约。
    众所周知，社会的健康运行，有赖于健全的制度。制度健全，就是健康且完备。健康的法律制度必须是自由的公民们自愿签订，有着严肃的程序并且符合当时最基本的普适的道德原则。徐贲将其归纳为表现在主体、理性和道德三个方面的形式性。他在《从宪法的形式性看中国宪政问题》一文中讲到，宪政主体的形式性是指其主体应该是具有普遍形式性的民权和人权所构建的公民身份，不同于某种自然本质因素(血缘,文化传统,语言,等等)及宗教或意识形态信仰所定位的非共和身份。理性的形式性最重要的是坚守其程序性。道德理念形式性体现为它的普适性。他说：“中国宪政一直没能很好地建立这三种重要的形式性 ,其根本原因是独裁者或单一政党的专权。这三种形式性所遭受的破坏具体表现为,宪法主体被实质化为某种党派意识形态身份,并在这种身份失去合理性后,代之以自然性的民族身份。宪法理性被实质化为对不成文法或非程序性决定进行包装的工具和手段。道德理念被实质化为某某政党的意识形态或方针路线。对宪法这三种形式性的破坏集中地体现为破坏以人民主权为本的法治和民主应有的统一关系。”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所具有的缺陷势必影响到我们制度的方方面面。造成了中国制度的不健康局面。
    关于制度的完备，我们可以借用朗咸平的比喻。郎咸平在批评盲目引入外资时说，农民要想灌溉田地，就必须把沟渠挖好，制度就是沟渠。沟渠没挖好就开闸放水，这水就变成了湮没良田的洪水了。在缺少完备制度的约束下，资本和权力按照自身的意志肆虐，无视社会整体的利益。这样的社会不是法制的社会而是被丛林法则支配的弱肉强食的社会。
                    　　
    我们被告知制度健全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问清楚是什么使这个过程如此漫长？事实上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恰恰是权力需要的。一方面，制度的约束少，使权力更直接而有力干预经济改革，带来了改革以来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但是，制度的孱弱也为权力带来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权力腐败的根源。所以不健全的制度使权力面临合法性和信任危机。权力在保持寻租空间和保持合法性两方面进行着权衡与斗争。

力量
                          
    力量不是物而是物之间的作用。力量搅动着社会，推动或阻挠着社会的发展。这里讨论的力量主要是权力、资本和生产力。
权力
    关于权力我们还是从传统的角度开始认识（这意味着我们关注的是政治的权力，是统治阶层的权力）。在这个视野下：现在中国的权力正经历着转型。正在从极权时代杀戮性的、压抑性和显露的权力转向后极权时代的关注生命、生产性和隐蔽的权力转化。伴随着这一变化，我们正在从极权社会向权威社会转变。权威社会虽然不像极权社会那样以同一性压制个别性，但仍然统治的权威仍是不容挑战的。社会呈现出经济上高自由和政治上低参与。由于权力范式的转型尚在进行，这意味着我们同时面对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力范式。这个极权与后极权的混合体被称作“新极权主义”。
    一般说来存在两种社会，一种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的权力大相应的责任大），一种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的权力小相应的责任小）。但中国却出现了大政府大社会（政府的权力大却责任小，把责任推给了社会），秦晖戏称中国的政府左右两派都要，即需要为政府扩大权力的左派和为政府推卸责任的右派。
资本
   资本在中国曾一度被贬低和否定，如今却被追捧和崇拜。资本是逐利的，如今这一目的被看作是如此纯洁和神圣的。
   资本在中国有自由的市场环境又有强势的政府撑腰，可以说是全球最佳的投资环境，这构成了中国不那么名誉的优势。
   资本正在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道德和思维方式，速度、效益、成本、流动性成为新的普遍法则，资本显示出巨大的变更力量。
生产力
   生产力是社会的生产能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被认为是最革命的力量，但是生产力的概念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和追踪。生产力发展使资本的力量不断增大，结果由于生产力自身的抽象性，这些成效被归功于资本。
中国的高速发展不是来自现在的卓越变革，而是来自改革前对生产力的极度破坏。
虽然中国的生产力仍然落后，但一些最新的特征已经清晰的显露出来，比如自动机器体系和普遍智能。
为什么不讨论大众的力量？因为中国权威政治环境下大众在政治上的低参与，使他们难以发挥力量。而他们在经济上的力量已经被计入生产力的范畴。

意识形态
    表面上看意识形态是一个观念体系，通过对现实的解释，将某些集团的权力和私利和地位合理化自然化。之前的极权时代意识形态是自上而下统一思想。今天虽然主旋律仍然不绝于耳，但是人们已经不把它当回事了，我们似乎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了。但事实上现在的意识形态并不需要人们相信，只要没有人敢对其进行挑战，这个指鹿为马的游戏仍可以继续下去。人们的不相信使在人们获得了自由的幻觉的同时也放弃了反抗，从而继续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下，这就是所谓的后极权时代的丝绒牢笼。这种情景下的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沉入冷漠、玩世的犬儒状态之中。
    意识形态并不只以观念形态存在，正如。阿尔杜塞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ISA）所显示的，意识形态同样可以是物质实体的。这是通过特定的机构、仪式、活动，绕过意识而将意识形态直接写入身体的策略。这与福柯描述的微观的训诫的权力实践是一致的。其目标是生产特定的主体。在这种意识形态实践中空间就是非常重要工具。

时态
               　　
　　如果说领域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社会的空间形态。那么对应的我们也应讨论社会的时间形态。
如果西方文明的演化是平展的一张纸，我们的发展在一定意义是将这张纸进行了折叠。这个折叠形成了一个时空的短路，创造了一个前现代与后现代的直接对接的“关公战秦雄”式的时空错乱年代。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与先进的跨国公司的生产链条的衔接，儒、释、道与后现代思想的融合，等等。

小结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我们的背景，但是应该在具体的分析中看到这是用“低自由低福利”的竞争“优势”换来的。我们看到社会正义被压抑，制度建设滞后，权力和资本恣意，公共利益受损。空间的生产极大程度上被权力和资本所操纵。
    通过几个角度的描述，我们得到是一幅动态的画面，领域、制度、力量、意识形态都在变动不定之中，某些部分真空而另一些地方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不是在制度明晰健全的条件下进行游戏，而是直接面对赤裸的力量的挤压。

二、在这样的环境中的空间是什么样的？
现代主义呈现出这样两种基本的空间观：
　            　
   科学空间观：笛卡尔的空间体系，静止而绝对的空间。笛卡尔空间便于测量和计算，这是现代绘图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概念。
   功能主义的空间观：空间形式满足人们的需求。
   人文空间观：与抽象冰冷的科学空间观不同，强调空间以人为尺度为中心，更强调人在空间中的体验。我们现在环境中空间具有两个不同的特征：

机器
   空间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特殊的机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概念揭示了宏观层面的空间机器。资本主义将空间视为资源，将空间空前的组织化，系统化地纳入生产体系。通过空间关系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固化自然化。福柯揭示了微观层面的空间机器的运作机制。解释权力对身体的塑造时，空间成为权力实践的精密机器，比如监狱、医院、学校等等。
            
                
    这里作为机器的空间与功能主义的空间视不同的。功能主义的空间机器是服务人的，用来满足人的需求。而现在的空间机器是权力和资本操纵，人成为空间机器的依附者。空间机器可以分为经济性的空间机器和意识形态的空间机器，两者很多时候是同一的。机器的终极目的是生产特定的主体：劳动者/消费者/顺服者......

布景
   空间的内在机制与其外观的剥离，使建筑的外观获得了自由。这游离出来的外观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成为意识形态布景。作为象征的布景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学，当效果成为关注的焦点时，内在实质变得无足轻重，布景这种没有实质的纯粹效果是最经济的选择。布景的功能很多，既可以满足经济交换的需要，又可以掩饰现实的裂缝，营造完美的氛围。
   机器和布景是一对紧密联系的概念。机器是空间的隐秘机制，其外表被布景所覆盖。现在的空间，无论城市还是建筑都陷入这样一种深刻的分裂之中。
   这种机器——布景的空间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却昌盛于中国。因为我们的社会中权力和资本收到的约束甚少，得以赤裸裸地进行机器——布景的空间生产。
我们的建筑教育让我们关注于“科学主义、功能主义、人文主义”的空间观念，而忽视了对“机器——布景”的认识。那么我们真诚的创作将轻而易举的被权力和资本所俘获。

三、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中国建筑师都具有什么样的立场？一是投降派。立场是以市场为中心，听命于资本和权力，充当空间生产的工具。在市场环境中打拼的不少建筑师主动或无奈地选择了这种立场。二是自娱派。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设计实践是设法让别人为自己“建筑梦想”埋单。自娱派建筑师往往是精英化和学院派的，以大学和学术圈为依托，可以在小众范围内以建筑自娱自乐，不必深陷市场残酷的竞争。三是愤青派。他们超然于市场领域之外大声批判，完全拒斥资本和权力。这类建筑师多半藏身学院或已转投他业。四是冲浪派，与资本和权力合作的同时尝试保持捍卫公众利益的立场。这可以用冲浪来形容，在资本和权力的巨浪中力求保持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我们与权力和资本的关系是既斗争又联合。这显然是四种立场中最困难和值得怀疑的。我们的工作室选择的就是第四种立场。这种最危险的立场使我们必须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也因此不断地刺激着我们思考。
    为什么要采取第四种立场呢？因为社会中的建筑无法脱离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自娱的建筑要么是完全与社会无关的世外桃源，要么沦为资本奢侈的收藏品。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深刻地被资本和权力所穿透，愤青派简单粗暴地拒斥权力和资本，轻易地占据了清白的政治立场，却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投降派的工具化身份已经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显然也就谈不上社会责任了。第四种立场没有安全保障，但是面对强大的权力和资本的联合宰制，这却是最积极潜藏着最多可能的选择。
    齐泽克说必须回到列宁。列宁的立场就是直接投身于矛盾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相信教条的决定论，以政治的艺术“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四、 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是怎么样进行空间实践的？
我们的策略
                    
冲浪，对力量和关系和局势进行仔细的分类，寻找突破口，以技巧应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