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被移动的布景
布景是怎样实现意识形态的位移呢？
布景是从现实分离出来的纯粹的能指，本身并不具备固定意义（所指），只有被意识形态巧妙地移动并镶嵌在新的上下文重视才具备特定意义。比如像天安门，本来是封建的皇家建筑是皇权的象征，在新中国的语境中却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象征。
但是，有些能指因为与某些所指反复捆绑形成了稳定的结构，在意识形态发生位移的时候需要更换。所以对比此次奥运和之前的亚运会可以看到伴随意识形态的位移的布景的变迁。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亚运会场馆设计和建造时，正值政治上逐渐宽松的时期，一方面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是中国的马列主义，但另一方面多种不同的声音有了发声的权力。在空间实践上呈现为社会主义的民族风情与新兴的自由的本土现代风格混合的多元化趋势。而现在奥林匹克公园设计却表现为国际化的现代风格与复古的民族形式共谋的伪多元化。
先看看奥运布景在“民族”维度上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网转载新华社的解读：“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大力弘扬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努力把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和凝聚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召唤人民的旗帜已然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意识形态眼中的“四旧”被严重破坏，如今却借着弘扬民族文化的大旗还魂了。
民族的大气魄首先体现在空间结构的策划上。主要比赛场馆区选址的位移显示出轻视历史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向强调历史延续性的国族意识形态的转移。北京亚运会主要的比赛场馆所在地国家体育中心以及亚运村都偏离中轴线设置与其东侧。首次申奥时的提案是以国家体育中心为基础向南拓展形成奥林匹亚公园，这一规划方案在第二次申奥时被放弃，用地被移置北京中轴线上，以中轴线左右对称。自50年代开始，北京建设的中轴一直是东西向的长安街，南北向的中轴线虽被保留却在历次规划修编中未予以重视。如今在拆迁了５７００户居民，３３个国有企业、７２１个集体企业，拆除总计２１９万平方米的建筑后，在北京城的北部建造了这座1215公顷的奥林匹克公园，它将北京的中轴线重新置于非常显赫的位置。被强化出来的中轴线和庞大的尺度使奥林匹克公园与昔日的封建帝国的辉煌历史联系起来。延伸至26公里长的北京城市中轴线成为了一个衔接历史和当代的时空隧道。其中最直白的一段是奥林匹亚公园的“千年步道”，陈列着中华文明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纪念性标志物。配合着中轴线的时空叙事还有中轴线东侧的蜿蜒的奥林匹克运河与北京古城区内中轴线西侧的水龙——什刹海、中南海的遥相呼应。
与历史对接的努力同样也反映在奥林匹克公园与故宫相似的空间序列上。“千年步道”对应着故宫以前的“千步廊”，奥林匹克公园的场馆区对应着“紫禁城”， 的森林公园对应着景山。
对比亚运会的国家体育中心与奥林匹亚公园的规划布局，可以进一步发现意识形态向民族历史归附的轨迹。国家体育中心的布局不但避开了北京的中轴线，而且本身的总平面也是不对称的偏心式布局。这反映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意识形态相对宽松的、自由的氛围，支配这个总平面的逻辑更多的是功能使用和本土化的现代美学考量。现在的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对称的布局，对前朝中轴线的强调都透露出强烈的象征意味，加上中轴线两侧“鸟巢”和“水立方”的“天圆地方”布局，都显露出向民族历史文化回归的努力。
乘奥运东风复古的典型更多发生在二环以内，例如之前提到的北二环的改造。我们看到这些仿古建筑与社会主义民族风情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社会主义的民族风情只引用部分传统符号而反对完全复古的。而配合奥运的仿古建筑，却强调“原汁原味”。不少采用了传统的木结构替代了以前仿古建筑常用的钢筋水泥结构。于是那曾经的大杂院化的四合院，那被“见缝插楼”的胡同被沿街整洁、漂亮四合院“布景”所掩盖。一个被洗去了建国后五十年社会主义时期种种痕迹的全新的“老北京”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对老城区的描述中，社会主义的词语消失了，占据主导的是关于“京味儿”词汇，这就是所谓的“人文”。可是要注意这美丽的视觉上的“老北京”，是拆迁走了多少户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北京”才换来的。
与关于历史和列祖列宗的“民族”叙事相配合的是关于现代“国家”叙事。
在建筑风格的表现上，当年的亚运会的场馆是在民族风情的基础上的清新、简约之作。自建国十年的献礼之作——北京的“十大建筑”始，民族风情就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风情不同于民族风格，它是在西方新古典主义的建筑之上，贴上了一些中国传统建筑某些符号，所以它不是真的中国民族风格，而是对民族建筑风情化引用。在亚运会比赛场馆设计可以说是本土化的现代风格。民族风情已经淡出，只剩下抽象、简洁的“大屋顶”。 “大屋顶”形式与所采用的悬索式结构也比较统一，可以说是比较务实而经济的设计。
这次的奥运建筑则完全摈弃了民族风情，采用的都是时髦的现代风格，与亚运会时期本土化的现代风格不同，这次的奥运建筑具有强烈的国际化特征。不仅体现在建筑设计上，也体现在设计人员上，亚运建筑完全由国内建筑师承担，而这次奥林匹亚公园规划和奥运主要场馆的主创大多为境外设计机构或境外境内设计联合体。比如奥林匹亚公园（美国SasaKi公司与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联合体）国家体育馆“鸟巢”(Herzog & de Meuron建筑事务所、ARUP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体)、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悉尼PTW与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联合体）五棵松体育中心（Burckhardt+PartnerAG）等等。
国际化的特征建构了中国与世界同步的，甚至是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景象。“鸟巢”、CCTV等造型奇特的建筑即使在西方也不易被介绍，在北京却成为了现实。这些建筑奇观让国外媒体称为北京的建筑革命。应该承认但从建筑学的角度看ＣＣＴＶ、“鸟巢”等都是颇具水准实验性建筑，但是这些前卫的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选择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他们的先锋性已经被“阉割”的干干净净，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它们已经枯萎成空洞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 通过这些前卫建筑，权力树立了开放的姿态，国际化的眼界，营造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身姿和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感叹建筑在面对意识形态异化力量时的无力。
4.3强盛国家的龙虎神丹
但是权力的目的不止是展示社会的“正面”，更是为了抹去社会的“负面”。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我们不自觉地热烈讨论“奥运奇观”时，另一些残酷的现实就被遮蔽。中国在这些年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是诸多的危机，贫富分化、三农问题、福利问题、教育问题等等。把钱花在营造奢华布景而不是用于解决那些危机，并不是因为权力忽视了这些危机，而恰恰是权力“消除”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这是一种可笑而又冷酷的辩证法。当你质问贫困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们的社会还很不完善，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也应看到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成功举办奥运会，我们的首都日新月异，我们伟大的民族正在复兴……”，于是问题不了了之。布景是建构强盛国家，消灭社会问题的龙虎神丹，立竿见影，药到病除。
5完美中的不完美
通过对奥运布景中国族叙事的分析，我们看到现代和传统的二元叙事在国族叙事中构成基本结构，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全新的去社会主义的国族“符号库”也已经建立起来。于是一个“民心所向”的现代化强国，一个伟大民族曾经辉煌，正在复兴的景象被建构起来。
布景太完美了，因而这种完美恰恰就构成了它的不完美。完美的景观让我们不禁要问：谁赋予了政府如此的大的权力如此顺利地调动如此大量的人、财、物资源？在这场“奥运工程”中为什么很少听到反对的声音？为什么民众被牺牲了那么多利益之后还能获得真心拥护奥运？为什么我们能一蹴而就地拥有了一个“新北京”？
耗巨资兴建富丽堂皇、华而不实的“奥运工程”，在“奥运工程”中迅速迁移那么多居民，这在哪个现代的民主国家能够实现？这怎么能和“藏富于民”，“治国如烹小鲜”的民族文化衔接呢？现代化最终是人的现代化，在北京堂皇的现代化布景下面我们看到不正是“现代人”的缺席？儒家思想不也一样是强调“人贵物贱”？布景耗费了大量的资源，成为支配“人”的“物”，不正是与现代和民族之精神皆违背的嘛？
布景终究止于布景，虽然新的国族叙事的布景配合着陈旧的集权主义的政治动员模式迅速地集结起民众廉价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斯德哥尔摩情节（注1），但是未能为权力的合法性找到的坚实基础，这次意识形态位移完成后，我们看到的仍是漂浮着在布景之海上的后集权国家，只是被教化的很爱面子的中国人要再一次为昂贵的面子买单。
注1斯德哥尔摩情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3年斯德哥尔摩发生银行劫案，绑匪扣押了几名人质，人质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她们认同了绑架她们的人，甚至绑匪喜欢的，他们就喜欢；绑匪讨厌的他们就讨厌。结果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他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是，他们认为绑匪根本就不是坏人，一位人质和其中一个绑匪订了婚。人质建立了一个为绑架他的人辩护的基金会。世界哗然，这个病名就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