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到今年四月看了三场话剧，分别是赖声川的《陪我看电视》（简称《陪》）林兆华的《哈姆雷特》（简称《哈》）孟京辉《恋爱中的犀牛》（简称《恋》），应该是很不同的三出戏，但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失望。也许是我期望太高，也许是外行的我实在不会欣赏这三出话剧。
先说赖声川先生这场吧。赖声川我是仰慕多年了，2001年看了电影版的《暗恋桃花源》，折服于戏中戏的精巧结构，戏中并置的两出戏的对比和互文分寸恰当，层次丰富，整出戏不但给人感性的愉悦，也带来智性的欢乐和启发。后来看到相声系列，也是觉得耳目一新。我暂称之为相声剧。这是话剧对相声艺术形式的借用和发挥，使两种艺术形式发生了化学效应。话剧一般是演戏，即虽有观众在场，但演员视而不见，将舞台作为一个封闭的戏剧空间，投入于其中。而相声则是直面观众的互动式的表演，演员对着观众讲，调动观众的情绪。话剧演出时观众席一片漆黑，观众必须肃静；相声表演时，观众席可以灯火通明，观众可以说说笑笑。这种场所特征的区别应该就是我说的话剧和相声艺术形式区别的空间表征吧。所以这么看，赖声川搞的相声不主要是为了拯救相声，而是借相声创新话剧。刚才说的是赖声川相声在怎么演方面对话剧的创新，相声在形式上另一大特点就是讽刺，逗乐。赖的相声剧如相声一样包袱不断，妙语连珠。简单的桥段既吸引观众，又利于场后在市井广为传播。另外赖声川也抓住了相声在演什么方面的特点，相声应该是时事性很强的，社会上正在发生的很快就变成相声的素材，这是相声能引起大众共鸣的另一大原因，主旋律相声整天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渐渐失去了针砭时弊的原始力量，也就走上了死路。赖声川相声剧的力量在我看来是将怎么演和演什么结合得比较好，这使得戏剧根植现实，又饱含张力，充满批判的力量。
但是2002年春晚节选改变了《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的片段，就让人相当失望。一个批判性的创作经过阉割之后变成一出除夕夜的无害又无聊的小娱乐。
艺术特别是现代艺术的价值在于艺术的形式。一般可以说形式对于戏剧就是怎么演，内容对于戏剧就是演什么。演什么早就没什么可以创新的了，莎士比亚之后就没新的故事了。怎么演才是现代戏剧关注的。这就是我这些年的认识，但是看了这三场让我失望的话剧之后，我的认识有了调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怎么演和演什么的结合。只强调怎么演，忽视所演的是什么的话，演什么将逐渐退化为什么也不演，而怎么演也变成了丧失根据的自我炫技。戏剧变成纯粹能指的游戏。或者说怎么演本身就应该将演什么作为创作的背景，关注形式应该是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
对于赖导的《陪》，大家充满期望，拭目以待，看的时候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觉得赖导一定有什么深意是我们没体会到的，直到最后一刻，都找不到深意，也许实在太深了，我觉这种感觉就如同看到了裸奔的皇帝。想想，CCTV的开幕大戏能不是无病呻吟最终粉饰太平的戏吗？谁导恐怕都很难改变，能做的也许只有拒绝。赖导挑了这个重担，也就接受了阉割，曾经的犀利的批判的锋芒变成了关于人生无常的咏叹。这让我想起齐泽克关于左派和右派的调侃，右派是无赖,左派是傻瓜。右派是那种把眼前遇到的矛盾都上升到人类永恒的悲剧性宿命的高度，从而丧失了对其的分析和抗争。左派是虽然选择了抗争，但是却错误地选择了对象，与其说是想通过抗争来改变现实，不如说是用无谓的抗争来麻痹自己。
《陪》就是典型的无赖，每一次展示现实问题的时候都迅速而轻松地转化为人性的弱点，和命运的无常。于是，对现实无从置喙，只能反求独善其身，自我救赎。活活把一台几乎报废的黑白电视逼成了不用电的彩电，可见这种提升已经到了丧心病狂，扭曲“机”性的地步。这种将社会特定的背景，将具体历史抽象为一般和永恒的做法，貌似向经典的伟大的戏剧回归，带着了虚假的崇高，实际却为所有现实当下的罪进行开脱和美化。整出戏将善有善报，百年神汤等等老桥段，小趣味一锅煮。场景的设计上以投影屏幕制造虚幻空间不断让二维画面和三维的戏剧场景交错互文。但是，我觉得这些场景服装和桥段上的层层叠叠，基本上是一种艺术的甲状腺肿大，也就是说是真正的创造力匮乏引发的小聪明代偿性增生。肿的越大，越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