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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诸神的世界——赫伯特·冯·卡拉扬的精神世界

发表时间: 2008年04月23日 13时46分         评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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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诸神的世界
——赫伯特·冯·卡拉扬的精神世界
任真文
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中有一段优美的行板表现教堂的宁静,而在卡拉扬的音乐中,宗教教堂的穹顶不见了,天地不是在神思中开阔,而是忽然间返回了两千年前诸神的世界。在那时,人与自然是如此和谐,音乐是如此舒缓地展开,正像城邦一天的生活在微煦的阳光中铺展开来一般,妇女在城中行走,从容并充实;而在此背景中被卡拉扬推进的高潮也就没有了纠结不清的矛盾,内心的冲突被化解到了天地自然的光线之中……

也许任何对赫伯特·冯·卡拉扬的介绍都比不上亲耳聆听他的指挥,也许讲述他的故事会让我们对这位大师的精神世界擦肩而过。卡拉扬的世界是音乐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充满着人间的关爱、自然的美丽与恬淡、高山的激情,还延展到我们灵魂的深处的探寻,宇宙的奥秘。他的音乐包含了如此丰富的东西,以至于那样多的人为此而着迷,那样多的人又对他的风格褒贬不一。对于卡拉扬的评价,大家早就耳熟能详,说他成功地将忠于原谱的托斯卡尼尼和即兴发挥的富特文格勒两位大师融为一体,说他的风格华丽精致,甚至建造一个交响乐的音乐帝国。其实,卡拉扬既不属于他之前晚期浪漫主义的情感忧伤与迟疑,也不属于他之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的寻求突破,他是寻求确定的,也是追求精神与生命的,在音乐历史上因此显得独一无二。

合唱团是一种生活
赫伯特·冯·卡拉扬1908年出生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关于他的童年,也许大家更愿意谈论他如何偷偷跟着哥哥去学习钢琴,他的钢琴老师约瑟夫·霍夫曼教授,当时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如何建议他去学习指挥,而卡拉扬自己在晚年回忆起他的童年时则提到了合唱团,并在这样说的时候意外地把他这一生贯穿起来:“应该说,合唱团陪伴了我的一生。”在萨尔茨堡,他参加了教堂合唱队;在萨尔茨堡的音乐节上与专业的合唱队接触;直到1948年,卡拉扬担任了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歌唱协会合唱团的指挥,他说,“当我终于领导着维也纳合唱团时,我才知道,这才是我音乐演出的理想工具。”“与合唱团一起,我不仅练习了指挥音乐会,而且在数十年里积累了许多保留节目,无数的排练使这些节目得以不断更新和完善。从根本上说,与合唱团一起从不只是排练一个音乐会,而是为以后的许多音乐会进行了排练。”
也许我们当代人很少能够了解音乐会对那个时代的人的意义,我们如今有着丰富多样的媒体音效、更多的娱乐形式、更快的生活节奏,而对于出生在二十世纪初小城萨尔茨堡的卡拉扬来说,音乐会不是一个节目单,也不是自我展现的一个机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大多是在自我中封闭孤立起来的,而在那个时代,人们更多地诉诸外界的社会形式,音乐会对于那些有着良好音乐传统的地区来说,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如我们会怀念露天电影院的生活)。卡拉扬在谈到对他所担任的亚琛市立剧院音乐总监的理解时说,那是“一个人们选择的音乐家,他负责全城的音乐生活。”正是因为合唱团和一次次的演出,让卡拉扬没有局限在自我精神的狭隘天地里,他始终把他的观众和他们的生活作为自己奉献的目标,合唱团这种形式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对音乐的理念。

指挥是一门充满想象地与音乐融合的艺术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指挥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却又容易流于空洞的神秘职业,一个好的指挥既要面对那些充满个性的乐手,深入到他们内心的深处,领导他们超越他们。作为指挥,卡拉扬从未滥用过他的权力,虽然他总是喜欢用“领到”一词,也总是以领导自居,在他看来,领导一个乐队决非意味着奖励或尊严,而是工作与责任;领导也并非意味着个人意志与才华的彰显,而是最大程度上对所领导的人与事负责,让每一个音符与乐手都能够充分地得到发挥。对卡拉扬来说,音乐没有装饰的成分,每一个音既然被创作到这个世界上来,都应该是有它的意义的,而指挥则对这种存在的意义负有责任。
在卡拉扬的生命中,肯定与界线分明已经形成一种风格。这与他的前辈和竞争对手富特文格勒大相径庭,后者总是无限地迟疑着,当然这种迟疑也为富特文格勒的音乐添加了无穷韵味和魅力,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感伤和自我怀疑。如果说富特文格勒经常连节目单的内容都无法确定的话,那么卡拉扬则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充满信心、计划周详,也许这就是天性不同吧。所以有人会指责卡拉扬的音乐虽然华丽丰富,充满了细节上的准确,但却因其过分确定而缺乏情感,内容空虚,演奏波澜不惊,不能给观众以惊喜和想象。可当我们如此去要求卡拉扬的时候,也许我们并未注意到卡拉扬的作风其实并不来自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他更像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事物本身,关注世界的本源,卡拉扬将自己灌注在音乐之中,通过音乐自身的推进展现无穷可能性。在他那里没有主观的发挥与改造,只有将自我投入音乐并与之融为一体之后的完美。也许这与卡拉扬的希腊血统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在早年卡拉扬对瑜伽感兴趣,后来一个偶然机会看到了《禅宗佛教》一书,卡拉扬受到了莫大的启示,并设法去认识了该书的作者,东京的一位禅宗大师慧实。经过大师的指点,卡拉扬多年的问题得到了化解,他说,从此之后“我就再也听不见音乐了——我已与音乐融为一体。每一次音乐会对我来说都是一次难以言状的经历,一次心醉神迷。这时,你已超越了自我——或者你所认为的自我。而这个过程你是无法控制的,是一种感化。”这些东方的神秘方法与大师心目中的境界不谋而合。
卡拉扬的严谨伴随着想象力,他本人极崇拜托斯卡尼尼,曾传言他骑自行车250公里,只为偷偷观看后者的排练,因托斯卡尼尼不喜他人参观。但卡拉扬认为成为大师并不是绝对忠于原谱就了事,他主张指挥的诠释不是简单地照本演奏,而是将指挥对乐谱的理解、对作曲者的意图、所处时代背景融合起来进行把握,指挥“应该了解所有能触发并抓住音乐精神的东西”。他经常将自己的想象力投注到乐谱的空白之处,为音乐设想出各种美妙的可能性。他认为音乐不是一门科学,“书面的音乐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暗示”,经验告诉我们,很多乐曲的韵味恰好就是用无法标注在曲谱上的“拖”来表达的。有一次,卡拉扬演奏巴尔托克的一段协奏曲,曲谱上标注的时间为35秒,卡拉扬将这段曲子演奏了两遍,并将演奏效果完全改变了,但每次都正好用了35秒。用这件事,卡拉扬得意地证明了他的观点。在指挥理查·斯特劳斯充满玄想和对宇宙的探询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卡拉扬将乐曲、斯特劳斯和他自己的意志融会在一起并转达融入乐队乐手的精神之中,对该曲的处理已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境界:他不仅让我们耳目一新地观看到音乐所能涉及的领域有如此广阔,而且其恢宏之处并非任何人间景象可以匹敌,因为那是卡拉扬所理解的精神自身的开阔性。

音乐因为表达精神而充满生命
在卡拉扬的音乐中,即使是非常轻的弦乐也充满了跳跃,几乎细不可闻的过渡并不会让人昏昏欲睡,反而摒住呼吸、神经高度兴奋,要做到这一点,绝不仅仅靠人们常说的推进的力度和速度,而是大师所看重的精神的灌注。早年他曾与意大利女高音菲·伊·达米哥一起排练,他一再用意大利文、英文和德文告诉她:“您无需向任何人表明,您有一个大嗓门。您得向我表明,您在高音时也能轻声演唱。”其实毋庸多言,充满激情地轻声歌唱与演奏,所表现的力度与没有激情是迥然不同的;柏林爱乐的弦乐配置非常强,但他们经常弹奏得很轻。这一点,在卡拉扬备受争议的贝多芬《田园》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一些人认为卡拉扬将速度提到了不能再快的程度,损害了原曲所传达的那种怡人的自然景观,缺乏自然的生气,简直是一支舞曲。卡拉扬则认为,“我从不能将音乐以画面的形式进行思考,如果要用一个画面作标题,那不过是纯粹的音乐而已,我从不相信贝多芬曾企图将风景融会在音乐之中。”实际上,正是突破了表象的表现,才真正从精神的高度赋予了《田园》以形而上的开阔意味,它不是田园的某种怡人景象,而是生命的蓬勃,这是卡拉扬对《田园》的理解,也是任何自然主义的批评者所无法看到的。
音乐较文字与绘画而言是一种更纯粹、更直接的精神展现,它从不掩饰也无法掩饰自己,音乐不仅要反映我们眼见的自然景象、社会关系,甚至情绪情感,更要反映宇宙深层的结构与我们内心的崇高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卡拉扬的音乐世界是恢宏的。他所喜爱的无论是交响乐还是歌剧,都充满了神秘色彩,从理查·斯特劳斯、马勒充满深邃思辨与情感的交响乐到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漂泊的荷兰人》处处是神秘的传说与忽隐忽现的幽灵。他能将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乐演绎得波澜壮阔,而不是富特文格勒的充满冒险,正是因为他具有常人不能及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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